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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12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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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8日，得克萨斯州。照片：BRANDON BELL，GETTY IMAGES NORTH AMERICA。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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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解放报》2026年8月12日 星期三

经济观察

作者 HAMDAM MOSTAFAVI

天象

一瞬间的悬停。短短一小时的超脱尘世，一切仿佛静止。我们从手机和日常烦恼中抬起头，提醒自己生活在宇宙中漂浮的星球上。在日、月、地罕见排成一线的前几天，一种近乎神秘的狂热席卷了法国，尤其是对护目镜的疯狂寻找。面对这些必不可少的“珍贵眼镜”供应不足，人们涌向《天空与太空》杂志，互相转告有存货的药店地址，挤在平日门可罗雀的天文用品小店前。然而，在沉醉于天文奇观之前，政治界却被一个极其世俗的争议所困扰：护目镜严重短缺。1999年，通过提前预防宣传和免费发放，问题虽有所缓解，但仍暴露出准备不足。而这一次，在热浪和法国队世界杯失利的双重打击下，“日食”议题直到最后一刻才进入政媒视野。然而，早在2024年4月，法国天文学会就已警告过护目镜短缺的风险。如同新冠疫情期间的口罩、6月热浪时的应对，或是缺乏灭火飞机对抗山火，同样的“事后诸葛亮”论调再次响起——尽管日食的日期早已为人所知。但面对预算紧缩和2027年前的各种紧急事务，“太空”议题始终未能跻身优先级，尽管它同样关乎公共卫生。除了争议和民众的热情，日食还是重大的科学事件：太阳虽被研究了数千年，仍有诸多未解之谜，而这一现象为探索提供了契机。正是通过观测太阳，波斯天文学家欧玛尔·海亚姆于1079年制定了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并写下这样的诗句：“这令我们惊叹的苍穹 / 不过是一盏魔灯 / 太阳是灯，宇宙是灯笼 / 而我们是旋转的影像。”

2011年1月4日，萨瓦省拉罗西耶尔，日偏食。照片：NOVAPIX BRIDGEMAN IMAGES

日食揭示太阳的奥秘

对公众而言，本周三的天象是一场奇观，而对于研究人员来说，这也是一个绝佳的观测机会，他们试图更好地理解这颗仍然充满谜团的恒星。

作者 卡米耶·热沃当

既然尘世的时事往往令人难以承受，不妨抬头仰望天空。今年夏季中期，苍穹将为我们呈现两场纯粹的奇观。首先是每年一度的流星雨，其高峰将持续至周五：此时地球在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穿越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留下的尘埃云，这些尘埃进入大气层后燃烧，化作流星。这些流星均来自天空中的同一区域，即英仙座方向，因此得名“英仙座流星雨”。而在两场夜间观测之间，我们还将有幸欣赏到一场罕见的白昼奇观：周三的日食。

冰岛、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众——以及格陵兰和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将有幸在白天目睹夜幕降临：在其部分国土上，日食将呈现全食状态，持续时间从几秒到两分钟不等。而在法国本土，只要佩戴专用护目镜，也能大饱眼福：在事件高峰期（根据地点不同，约在20点15分至20点30分之间），太阳仅剩一弯纤细的光弧可见。法国境内最佳观测点位于西南边陲：在大西洋比利牛斯省的于雷佩尔，99.8%的太阳表面将被月球遮挡。而在东北部，如敦刻尔克或斯特拉斯堡，90%的日面将被遮蔽。巴黎天文台发布的地图可帮助预测不同地点的日食时间和特征，观测者只需戴上纸质护目镜即可。

太阳风的谜团

热爱天空奇观的普通大众不会是唯一对这场我们的恒星为我们准备的捉迷藏游戏感到兴奋的人。在西班牙乃至全世界，专业天文学家们正准备利用这一罕见事件的每一秒进行观测，并从中汲取科学启示：太阳大气层的某些细节只有在日食期间才能被详细观测。更广泛地说，尽管人类已经花费了数千年时间观察和研究我们亲爱的太阳，但距离揭开它的所有奥秘还相去甚远。还有什么有待发现？太空中充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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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空......但并非完全如此。例如，太阳不断向周围释放等离子体流，即带电粒子（电子、质子等），这些粒子向四面八方扩散，其中也包括朝向地球的方向。我们尚未完全理解这种“太阳风”的形成和加速机制，但多个太空探测器正在展开调查。特别是欧洲航天局（ESA）的Proba-3卫星组合，能够在太空中制造人造日食，以观测太阳的日冕——我们恒星大气层的高层部分，延伸数百万公里，温度从1万度跃升至百万度，也是太阳风的源头。“我们的观测高度已降至一个太阳半径（约70万公里，编者注），而其他探测器的观测高度仍是这一高度的三倍。”太阳物理学家、空间天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Miho Janvier向我们解释道，她是Proba-3任务科学团队的一员。“在这里，我们能真正捕捉到太阳风传播的起始阶段。我们在3月发表的一项有趣发现是，低空的太阳风速度比之前认为的要快得多。它为何会加速？这一现象在太阳周围所有区域是否均匀？”

由于太阳风影响着我们众多的地球活动，近年来对其进行监测甚至预测变得越来越重要。

真正的空间天气预报服务已经应运而生。“我们生活在太阳的大气层中”，或者至少在其影响范围内，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的太阳物理学家Barbara Perri向我们总结道。“太阳上发生的一切都会对我们产生影响。既有美好的影响，比如当太阳粒子撞击地球磁场时产生的极光，也有无数负面影响：危及太空行走宇航员健康的辐射、受干扰的GPS信号、过载的电网、轨道减速直至坠落的卫星......因此，能够提前数小时或数天预测太阳耀斑和风暴至关重要。

百万度高温区

芭芭拉·佩里（Barbara Perri）是法国空间气象应用研究组织（Oframe）的成员，该团队由太阳-地球关系专家组成，涉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CEA）和法国国家航空航天研究院（Onera）等机构。「我们正在开发一个计算机模型，为欧洲航天局（ESA）的空间天气公报提供数据，」她详细介绍道。「最近，我们集成了不少技术，包括一款日冕洞自动检测工具，这些更暗的太阳表面结构通常是太阳风的发源地。」

预测太阳活动变化的关键不在于正面观测，而在于侧面观察。欧洲航天局的Vigil探测器将于2031年发射，它不会位于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轴线上，而是会偏移以观测太阳的侧面。太阳自转周期约为28天。「通过侧面观测，我们可以提前一周看到太阳将要展示给地球的表面，包括其黑子和可能引发耀斑的湍流区域，」Oframe团队联合负责人萨沙·布伦（Sacha Brun）解释道。「这将为我们提供太阳的三维视图，非常有用。」

在正常情况下，太阳日冕在「可见光」（即我们肉眼可见的光线）下极难观测，因为太阳圆盘的强烈光芒会使我们目眩。但在日食等特殊时刻，太阳表面（近期刚发布了首批超高分辨率图像）被遮挡，其大气层的湍流便会显现，宛如透明的乱发环绕在太阳周围。本周三将为欧洲航天局提供「进行补充观测的机会」，米霍·雅尼耶（Miho Janvier）预计。「地面观测将与我们的Solar Orbiter探测器（位于太阳侧面）协同进行。不同的观测角度将帮助我们了解日冕的三维结构。」

日食也是观测太阳低层大气的理想时机，特别是色球层（包裹太阳表面的薄层）与庞大日冕之间的过渡区。「这一区域非常重要，因为这里的大气温度会突然急剧升高，从10 000度跃升至百万度，」芭芭拉·佩里解释道。「如果我们想深入理解能量传递机制，日食仍然是最佳观测时机，能让我们获得接近太阳表面的高质量数据。」为何温度会在这一高度骤升？日冕为何如此炽热？

预测下一次喷发

太阳在喷发。“太阳的磁场来自表面之下，形成一种磁环结构，在内部不断生成，”萨沙·布吕恩重新解释道，“当它们穿透表面时，会形成更暗的太阳黑子。而表面的不稳定性可能在这些位置引发喷发。”一次巨大的闪光，有时伴随着物质向太空的抛射，如同巨大的溅射。这就是我们目前对太阳黑子和太阳喷发形成机制的大致了解。但这些机制的确切原理仍在研究中。萨沙·布吕恩解释说，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项先进的计算机模拟，研究对流运动、磁带的生成（我们认为这是太阳黑子的起源），以及磁场线符号的变化”。

他的同事、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的安托万·斯特鲁加雷克进一步详细介绍了太阳喷发的一个神秘而有趣的现象：“有时，太阳某处的一次喷发可能通过‘共鸣’现象（sympathie）在另一处引发另一次喷发。”这位年轻的天体物理学家在2025年合著了一项关于该主题的全面研究，旨在“系统性地描述这一现象”。例如，研究人员注意到连锁喷发总是相隔一定距离，“在太阳经度上大约相隔30℃”。通过更好地理解这一连锁反应，研究人员希望能够预测下一次喷发发生的地点和时间。

今年的另一项发现表明，某些太阳喷发是由彗星靠近太阳时扰动其大气层引发的。“因此，能够从360度观测太阳至关重要”，安托万·斯特鲁加雷克强调，例如通过太阳轨道器（Solar Orbiter）和未来的Vigil探测器，以确保不错过任何彗星从太阳前方或后方经过的时刻。

成功观赏指南

今晚如何选择观赏地点，何时仰望天空，才能看到太阳与月亮玩起捉迷藏？无论是否有专用眼镜，如何安全观测这颗恒星？以下是一些建议。

对于有经验的观测者来说，这场奇观将于19点30分左右开始：带上孩子、朋友、家人或任何能与你共度这美好八月中旬夜晚的人，在日落前向西方仰望。我们的火球已低悬在地平线上。戴上必不可少的纸板护目镜后，便可享受这难得的乐趣——直视我们的恒星，并发现它已不再圆满。月亮将从左侧开始蚕食太阳。一口、两口、三口……天体的排列耗时良久。但到了20点30分，这一过程将结束。在法国本土，太阳将被遮蔽约90%至99%，仅留下一弯细细的光弧。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一现象并不罕见，平均每年会发生两次日食。但根据地月距离及观测地点的不同，观赏效果也会有所差异。以下是成功观测的指南。

太空奇观。日食发生时，被月亮遮挡的太阳会在地球上投射出一个移动的阴影锥，持续数小时。若不在其路径上，则无缘得见。若有幸位于阴影区，则可观赏到日偏食（太阳呈现月牙形）、日全食（太阳被100%遮挡），甚至日环食——当月球距地球较远时，看起来更小，仅留下一圈光环。对于法国这样的国家来说，目睹这一太空奇观实属罕见：上一次日全食发生在1999年，下一次日环食将在2009年出现，而下一次日全食则要等到2081。不过，今天正好有一场壮观的日全食经过西班牙北部，与我们近在咫尺。因此，我们将获得一个绝佳的观赏位置，尽管稍有偏移（在西班牙，日全食阶段最长可持续1分50秒）。法国本土最幸运的观测者将是西南部的居民和度假者：在昂代，太阳表面最多可被遮蔽99,7%，而在大西洋比利牛斯省的于雷佩尔，这一比例甚至可达99,8%，在20点27分达到极值。详见第4页

详见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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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越往东北方向，食甚时间越早，太阳被遮蔽的比例也越小：波尔多为97,6%（20点24分），雷恩为95%（20点19分），巴黎为92%（20点17分），斯特拉斯堡为90%（20点16分）……巴黎天文台的专门网站（eclipseop.obspm.fr）或业余网站Eclipsefan.org均提供了精心设计的观测规划工具：只需点击法国地图上的任意位置，即可获取观测比例及精确到秒的时间表。此外，日食的时间进程也会因纬度而异：月亮最早将于19点18分在敦刻尔克开始蚕食太阳，而博尼法乔则要等到19点34分。

眼镜。无论如何，都需要选择一个向西视野开阔的观测点，因为太阳将已非常接近地平线。在法国大部分地区，太阳甚至会在日食结束前落山。只有法国西北部四分之一的地区，即从拉罗什-叙尔-永到里尔一线以北的区域，才能在太阳完全恢复圆形后落入地平线。显然，绝不能用肉眼直视太阳，否则可能造成不可逆的眼部损伤。必须提前准备好符合ISO 12312-2标准的日食观测纸板眼镜，这类眼镜专为过滤超过99,99%的光线而设计：可在夏季报亭的《天空与太空》杂志附赠中找到，也可在天文商店、在线天文用品店、部分药店及“Ecouter Voir”连锁眼镜店购买……如果未能找到眼镜，大多数临时应急方案并不可取：切勿尝试通过X光片、熏黑玻璃或焊工面罩观看太阳……但若缺乏防护手段，仍可通过小技巧欣赏这一奇观。将漏勺或滤网对准白纸，太阳光穿过小孔后会将日食实时投影到纸上。

除了太阳本身的形状——在一小时内从完整圆盘变为细小新月——还能观察到太阳表面的黑色斑点。这些“太阳黑子”温度低于表面其他区域（约5500℃），且拥有强烈的磁场活动，目前季节的太阳上仍有大量黑子。平均可同时看到约2个黑子

切勿尝试通过X光片、熏黑玻璃或焊工面罩观看太阳...

我们的恒星在5月和6月期间。在2024年8月的上一个活动高峰期，同时可见的太阳黑子数量约为215个。我们的恒星大约每11年经历一个周期，上一个峰值出现在两年前。目前我们处于下降阶段，但活动仍然相当活跃。不过，不要指望能看到日冕——这种太阳高层大气在日全食期间会呈现为银色光晕：在法国可见的90%至99,8%的遮蔽率不足以产生这种奇观。我们也不会看到白昼突然变为黑夜，因为只有当太阳覆盖率超过99,9%时，才会出现光线的戏剧性下降。最多只能感觉到环境光线似乎比平时稍冷一些。如果有人在晚上8点20分外出而不知道正在发生日食，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任何异常。

与"星空之夜"活动类似，法国各地都组织了公众观测活动：活动地图可在法国天文学协会网站上查询。天文爱好者们会提供一些观测眼镜并分享精彩的讲解；一些俱乐部甚至会拿出配备太阳滤镜的望远镜。

如果在这场希望晴朗的夜晚之后你已上瘾，好消息是：还有足够时间计划明年夏天前往北非，欣赏2027年8月2日的下一次日全食。一些天文学家将其称为"世纪日食"，因为其持续时间创纪录：在埃及卢克索，全食阶段最长可持续6分20秒，而在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西班牙南部以及沙特阿拉伯（今年夏天的日食仅持续1至2分钟），也能看到4至5分钟的精彩时段。2028年7月，另一次持续时间较长的日全食将掠过澳大利亚，为这组精彩的三连食画上句号。

卡米耶·热沃当

眼镜自一周前断货

制造商对公众的热情始料未及，未能满足需求。

在欧洲21世纪首次日全食前夕，想要找到一副能安全观看这一天文现象而不灼伤视网膜的眼镜，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巴黎一家药店的Venge Shea表示，最近一批到货的眼镜迅速售罄：“我们每天能卖出五十副，但从周六开始就没货了。”位于十三区的另一家药店也面临同样情况：“从周末开始就断货了。没想到大家对日食这么感兴趣。”药剂师无奈地表示，不过她并没有打算再下新订单：“现在已经太晚了。”制造商自身也难以跟上需求。“我们已经断货一周了，”Docteur B实验室负责人Benoît de Montessus表示，该实验室已售出“数十万副”专用日食眼镜。他估计，此次法国可能售出“25至30百万副”眼镜，远超1999年8月法国上一次日全食时的销量。在他看来，这种热情源于“媒体和社交网络信息传播的改善”。一些投机者趁机哄抬价格。药店的眼镜售价本应不超过2,90欧元，但有时被炒到数十欧元。这意味着可观的利润，因为这些产品的生产成本仅在20至80欧分之间。“看到药剂师以这种价格出售，我完全无法接受。”Benoît de Montessus愤慨地说。至于诈骗行为，更是屡见不鲜。《巴黎人报》发现，专为这次日食创办的《日食》杂志推出的双筒望远镜并不符合标准。面对这股抢购热潮，政府声称已加强监管：“为确保消费者安全，打击欺诈行为的部门已对日食眼镜的制造商、进口商和分销商展开全国性检查。”并补充称，“近90家专业机构”已接受了欺诈调查人员的检查。为确保万无一失，建议在打开眼镜前检查其状况。

通德利耶谴责政府“毫无准备”

“多么失败！”玛丽娜·通德利耶周二在一份公告中抨击政府，谴责其缺乏预见性，未能广泛分发用于观测周三日食的护目镜。“我们的国家怎么了，公共卫生竟被置于次要地位？为何我们不再懂得预判，甚至无法保障所有人获得观测日食所必需的护目镜？”这位生态党总统候选人质问道。在X平台上，工人斗争党发言人纳塔莉·阿尔托提醒，在1999年“曾大规模分发了3000万副免费护目镜”。卫生部则表示，“相关保护信息和建议”已“广泛向公众传播”。

应检查护目镜包装袋，确保无任何缺陷。并在暗室及明亮环境中试戴，确认其能有效过滤光线。护目镜还必须符合ISO标准和CE标准。

观测日食时，不仅需将护目镜正确佩戴于眼前，药剂师Venge Shea还强调，“观测期间需定期休息。并非有了护目镜就能连续观看一个半小时。每次观测应限制在5分钟，然后休息”。

也不可重复使用1999年的旧护目镜。“即使妥善保存，滤光片也已失效”，这位医疗专业人士警告道。使用相机和智能手机时也需谨慎，应配备小型滤光片，以免在观测这一宇宙奇观时损坏设备。

贝热米·马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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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空心地带”的“小小宇宙奇迹”与旅游热潮

卡斯蒂利亚-莱昂地区是世界上为数不多能观测到日全食的地方之一。这个平时少有游客造访的地区，如今迎来了50万名天文旅游爱好者。

位于萨莫拉市半小时车程外的萨亚戈平原中心的贝尔米略德萨亚戈村，这个拥有1000名居民的村庄，其酒店和乡村民宿首次迎来满房。伊比利亚半岛西北部这片人口稀少、大众旅游遗忘的土地，成为全球少数几个能观测到日全食的地方之一。“对我们这个属于‘西班牙空心地带’的省份来说，这是一场小小的宇宙奇迹，”贝尔米略德萨亚戈市市长安赫莱斯·马丁内斯笑容满面地说道。数月来，萨莫拉省一直在为这一全球性事件做准备。为接待成千上万寻找最佳观测点的游客，后勤工作成了一项巨大挑战。

“难以置信的机遇” 还需要为当地居民和市政部门做好准备，他们已请求增派消防员、医生和警察。当地天文学协会的成员也被该地区招募，负责在二十多个村庄进行场地准备和科学普及工作。自幼热爱星空的绍尔·加里多对这项任务倾注了极大热情。“我们花了整整三天时间走遍萨莫拉省，寻找观测日食的最佳地点。评选标准包括日全食持续时间最长的地方、最便于通行的区域（尤其是为行动不便的人士考虑）、地势平坦便于停车，以及视野开阔的地平线，以提供最佳观测条件。”

位于圣比森特德拉巴尔克拉（西班牙）的观景台“El Rayo Verde”，摄于8月9日。这个制高点将在周三日食发生时被游客蜂拥而至。

当天，在贝尔米略德萨亚戈市政厅的小会议室里，这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架起了投影仪，向居民讲解日食的原理。约二十人——多为退休人员——坐在座位上，惊叹地望着屏幕上的画面。他们离开时，每人都领到了由该地区资助的免费观测眼镜。市政厅员工巴勃罗对即将与家人在萨莫拉省北部的普埃夫拉德萨纳夫里亚观看的这一事件兴奋不已：“这里平时什么都不会发生，这次能轮到我们这里，简直是难以置信的机遇。”一旁四十多岁的米里亚姆则坦言对这股热潮有些疲惫：“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好像日食过后世界就要末日了一样！而且我们不习惯这种过度旅游，”她抱怨道，如今连自家常去的餐厅都要提前预订了。

经济影响

在历史悠久的萨莫拉市中心的一座古老宫殿里，该省旅游负责人维克多·洛佩斯·德拉帕尔特（Victor López de la Parte）搓着双手。日食被视为推广整个地区并吸引新类型游客的跳板，这些游客通常更青睐地中海沿岸的“阳光与沙滩”度假模式。“成千上万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因为日食而将萨莫拉这个名字标记在地图上。他们趁机发现我们的文化遗产、自然风光和美食。我们希望在12月8日之后，人们会想要再次来我们这里旅游。”

在贝米略-德萨亚戈（Bermillo de Sayago），人们从未见过日本或美国游客。“我们会竭尽全力款待他们！”市长安赫莱斯·马丁内斯（Angeles Martinez）保证道。这片被旅游线路遗忘的西班牙地区，部分受益于巴利阿里群岛（另一个观赏日全食的热门地点）的游客过度饱和。“我们接到了来自美国、挪威或北欧旅行社的预订请求，他们在寻找酒店房间。我们从未与他们合作过！”经济效益已经显现，至少在酒店业方面，整个地区周三的入住率达到了100 %。本周预计将有10万游客到访卡斯蒂利亚-莱昂地区。

业余天文学家绍尔·加里多（Saul Garrido）也希望能吸引更多人对天空奥秘的兴趣：“我们希望超越日食效应，不让它仅仅成为一个纯粹的旅游事件。我们期望通过这一天文现象，让人们发现并热爱天文学，唤醒他们对这项爱好和这门科学的好奇心。”

8月10日，在西班牙布尔戈斯附近的比利亚利瓦多（Villalibado），为全球日食直播做准备。法新社摄影：塞萨尔·曼索（Cesar Manso）

迪亚娜·坎邦（Diane Cambon）

马德里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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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苏纳莉·卡通（Sunali Khatun）和她的家人于7月12日返回印度西孟加拉邦帕伊卡尔村的家中。

在印度东北部，追捕穆斯林“渗透者”

自在西孟加拉邦选举中获胜以来，纳伦德拉·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JP）极端民族主义政党不断加大拘留力度，并试图将该地区的穆斯林驱逐出境。这些居民多年来在此定居，却难以证明自己的印度国籍。

作者 西里尔·沙庞捷 驻加尔各答（印度）特派记者 摄影 拉尼塔·罗伊

乌云倒映在被淹没的稻田中。十几名印度边防警卫匆忙套上雨衣，罩住迷彩服；其他人则随手抓起雨伞。当天，边境安全部队（BSF）的成员在哈金普尔检查站执勤，这是通往孟加拉国边境前的最后一个关卡。1947年，一条分界线将孟加拉省——英属印度最繁荣的省份——一分为二。印度继承了西部、以印度教徒为主的部分，而巴基斯坦则获得了东部、主要为穆斯林的地区，后于1971年独立成为孟加拉国。如今，边境两侧的居民几乎无法区分：他们说着同一种语言（孟加拉语），享用相同的美食，拥有相似的面孔。

暴雨倾盆。距离第一道路障仅几米之遥，身着五彩纱丽的妇女们冲向遮雨棚下。她们等待获准从印度前往孟加拉国。在避雨处，她们整理着头巾，一边嘲笑那些在季风中坚守岗位的BSF队员。每周有好几次，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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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会穿越边境，贩卖糖或食用油。这种小规模走私行为得到了BSF的默许，因为他们有更紧迫的任务。他们的使命很明确：拦截“渗透者”，这是西孟加拉邦新省政府的首要任务，该政府已宣布将全力追捕来自邻国孟加拉国的移民。

《害怕被逮捕、囚禁、拷打数月》

4月4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JP）在印度东北部这一邦的地区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推翻了新德里中央政府反对派的历史据点。刚刚当选的首席部长苏文杜·阿迪卡里随即着手兑现其竞选承诺之一：打击非法移民。不远处，在一家密特人的茶园深处，我们约定了与哈桑的秘密会面。这位希望使用化名的年轻人对边境了如指掌。

多年来，他组织了数百人双向偷渡，每次收费仅几十欧元。“穿越边境简直易如反掌，”他夸口道，“几乎不花什么钱，6 000或7 000卢比（约合50至60欧元，编者注）。”但自选举以来，这位蛇头几乎没有了客户。“以前，我们每天能送100，有时甚至200人。现在只有两三个。”而价格却翻了一番：“现在每人偷渡要价约15 000卢比（约合135欧元，编者注）。”边防警卫也受到新政令的影响。“他们对BJP不满，因为再也拿不到蛇头的回扣了，”哈桑说道。

这位蛇头谴责政府的伊斯兰恐惧症政策：“他们就是不想要穆斯林。印度教徒则受欢迎，因为他们100 %投票给BJP。”在这场针对“渗透者”的围剿中，许多来自孟加拉国的穆斯林选择主动回国。“他们害怕被逮捕，被关押数月，甚至遭受酷刑，”哈桑讲述道。苏文杜·阿迪卡里对这些自愿离境表示满意，认为这证明了其政策的巨大成功。“我们已经驱逐了10 000名非法移民，另有1 800人正在12个拘留中心等待遣返，”他于6月23日宣布。

《解放报》得以参观其中一个拘留中心，距哈金普尔约15公里。木制和金属栅栏标志着这座昔日的庆典大厅被匆忙改建为临时监狱。囚犯们在围栏上晾晒衣物，这是从公路上能看到的唯一生命迹象。偶尔，栅栏间会露出一张面孔。“这个中心5月开始运营，”一名值守警察介绍道，“目前关押着122名移民。”据他称，无人被强制关押。“因为他们没有必要文件，我们无法采取行动，除非达卡（孟加拉国首都，编者注）确认其身份。”记者被禁止与拘留中心内的移民交谈，因此无法确认他们的离境是否出于自愿，也无法独立核实其国籍——无论是印度还是孟加拉国。

在印度，证明国籍有时堪比一场战斗：当局可能要求提供数代人的证明文件，如父母甚至祖父母的出生证明——这些文件数百万农村家庭从未拥有过。类似的“渗透者”清查行动多年来在

她们也针对孟加拉裔穆斯林，要求他们证明自己的印度国籍，否则将被视为来自孟加拉国。苏纳莉·卡通（Sunali Khatun）对此有着痛苦的经历。这位印度女性如今居住在西孟加拉邦北部的家乡村庄。直到2025年，她一直与丈夫和8岁的儿子在德里生活。17日，警察来到她家中将全家带走。「他们威胁说，如果我们不保持安静，就要打我们，」她回忆道。

在丛林中忍饥挨饿的十天

苏纳莉·卡顿出示了身份证。“但他们仍然认为我不是印度人。他们说这些是假文件。”在派出所关押三天后，她和家人又被拘留了七天，随后被带到德里机场。“我们只能看到云朵，”她回忆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时说。飞机降落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后，一家人被带到与孟加拉国接壤的边境检查站。随后，边境安全部队（BSF）的成员将他们推到边境另一侧，并威胁说如果胆敢回头就开枪。在孟加拉国一侧的丛林中，一家人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挣扎了十天。最终被村民收留后，他们辗转来到达卡，在街头流浪了八天，随后试图在孟加拉国西部的一个边境城市附近重新进入印度。因没有证件，他们再次被捕。苏纳莉·卡顿被拘留了101天。经过漫长的司法斗争后，她才得以返回印度。

2025年9月26日，加尔各答高等法院裁定他们的驱逐为非法，并下令将其遣返。中央政府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法院基于人道主义理由批准了他们的释放。苏纳莉·卡顿当时已怀孕，她和儿子于12月5日获准返回。三天后，她生下了孩子。而她的丈夫直到今年7月初才得以返回。苏纳莉·卡顿至今仍不知道自己为何在2025年被捕。官方未给出任何解释。她怀疑是邻居举报了他们。“我们在家里说孟加拉语，我们社区有很多穆斯林家庭。也许有人把这些信息透露给了警方。”

苏纳莉·卡顿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本次报道中，《解放报》还采访了另一个家庭，他们的印度国籍同样被当局错误否认。记者联系了印度人民党（BJP）西孟加拉邦发言人，但对方未回应采访请求。在距离哈金普尔边境检查站几公里处，70岁的法兹鲁尔·哈克住在一栋隐藏在茂密植被下的小房子里。作为一名共产主义活动家，他每天都在努力向路人兜售党报。自地区选举以来，他一直愤怒不已。他的村庄在5月选举前进行的选民名单修订中受到重创。据萨巴尔研究所（Sabar Institute）称，数百万人的名字——其中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在选举前被从登记册中删除。法兹鲁尔·哈克声称自己认识70名处于这种境地的人。

从选民名册中“注销”的名字

“这些穆斯林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没有理由被注销。他们是印度公民，”他解释道。他的一些邻居则是来自孟加拉国的移民。但由于他们是印度教徒，他们得益于2019年通过的一项有争议的公民法，获得了更便捷的入籍程序。他愤慨地表示，这是不公平的：“如果把移民称为‘渗透者’，为什么要区别对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

法兹鲁尔·哈克所指出的这一差别，正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民族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意识形态的核心，而人民党（BJP）正是其政治产物。该组织的创始人将亚伯拉罕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视为印度次大陆的外来宗教。这种排斥伴随着人口学上的危言耸听。他们认为，长远来看，印度教徒将不再是印度的多数，会被穆斯林取代。然而，最新的全国统计数据驳斥了这些预测：从独立至今，印度教徒在印度人口中的比例从84 %下降到80 %。如今，不同社群的出生率已非常接近。但“印度版大替代”的幻想依然盛行。➤

![哈金普尔检查站，位于孟加拉国与印度边境，摄于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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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纳莉·卡顿的一个儿子站在派卡尔的家门前。这家人曾于2025年被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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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选举

回忆那个夏天……

2011, 希拉克助奥朗德一臂之力

6月11日，在科雷兹省，这位前总统出人意料地表示，如果朱佩不参选，他将在2012年投票支持社会党候选人。这一重磅支持提升了这位曾被嘲笑抱负的候选人的地位，后者最终赢得了社会党初选，并当选总统。

撰文

萨沙·内尔肯

这是2011年6月11日那个周六第一次，雅克·希拉克总统博物馆的停车场挤满了黑色轿车。这座位于科雷兹省萨朗小镇的博物馆位于当天展出了商人兼收藏家彼得·郭（Peter Kwok）借出的中国青铜和黄金器物，吸引了不少观众。而观众中不乏重量级人物！希拉克本人也亲临现场，尽管身体虚弱、公开露面日益罕见，他还是在当地民选官员、妻子贝尔纳黛特的陪同下出席。这位昔日的右翼领袖步履蹒跚，与省议会主席、社会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争者弗朗索瓦·奥朗德一同参观展览。面对众多镜头，这位前巴黎市长表示对弗朗索瓦“非常敬重”。但他并未就此打住。希拉克从不吝于对其厌恶的尼古拉·萨科齐冷嘲热讽，他再次强调，如果朱佩不参选，他将在下届总统选举中投票支持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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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总统选举还有十个月， 政治版图往往与法国人 在首轮投票当天所见 大相径庭。 整个八月， 《解放报》政治部 回顾档案， 提醒人们必须—— 往往如此—— 谨慎对待： 一个夏天的真相 并不（一定） 成为次年春天的真相。

即将到来的首轮投票。因此，尽管对方 是其政治家族的一员， 这位前社会党领袖仍强调这是 “一场闹剧”，而其身边人 则忧心忡忡。如果一位前RPR和UMP的总统 表态支持会吓跑那些 几个月后将投票选出本党候选人的 社会党党员呢？ 因为在2011年初夏，弗朗索瓦·奥朗德 在与马蒂娜·奥布里、 阿诺·蒙特布尔、曼劈莱娜·罗亚尔和让-米歇尔·巴耶 竞争的社会党初选中， 已不再是一个普通候选人。 这位科雷兹人几个月前还被许多人称为“3%先生”， 其入主爱丽舍宫的野心也曾遭到嘲笑， 如今却已成为党内选举的热门人选。 一些人将此称为命运的转折， 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 在5月14日因性侵、强奸未遂和非法拘禁指控被捕， 而此前许多人已预言他将入主爱丽舍宫。 但奥朗德的亲信坚称，这并非唯一原因。 当“DSK”倒台时，他们的领军人物 已在法国各地耕耘多年， 日夜奔波于各社会党地方支部。 时至今日，最忠实的支持者仍坚信， 即使前经济部长仍在竞选路上， 这位前蒂勒市长也会胜出。 “他比所有人都更早预见了 后来发生的事——即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的崩盘， 这是无人能够预料的。 一旦后者不再是候选人， 他就成了初选的热门人选”， 前斯特劳斯-卡恩派系的皮埃尔·莫斯科维奇如今如此观察。

雅克·希拉克在萨朗博物馆受到弗朗索瓦·奥朗德的欢迎，

“他比所有人都更早预见了 后来发生的事——即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的崩盘， 这是无人能够预料的。 一旦后者不再是候选人， 他就成了初选的热门人选”， 前斯特劳斯-卡恩派系的皮埃尔·莫斯科维奇如今如此观察。

身体的转变

无论如何，那个夏天，奥朗德已判若两人。曾经那个“爱开小玩笑的胖先生”形象已不复存在，一位前部长如是评价。这位总统候选人初选的参选者看起来明显消瘦。据估计，他惊人的体重减轻了11公斤左右。这得益于严格的饮食控制，当然，还有规律的运动。“当时的伴侣瓦莱丽·特里耶韦莱在他俩在朗德省度假期间，让他骑了很多自行车”，一位密友回忆道。“他意识到总统选举是一项高水平的竞技运动，必须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才能承受竞选的压力”，一位亲近人士解释道。但除了个人舒适感之外，这种身体上的转变

也必须传递出一个信息。“这是一种意志的体现”，前经济部长米歇尔·萨潘表示。“这向人们展示了真正的决心。这一点非常重要。”

2011年的夏季也是弗朗索瓦·奥朗德的热门候选人地位得到众多支持者巩固的时期。在犹豫是否参选以在初选中代表施特劳斯-卡恩路线后，皮埃尔·莫斯科维奇决定支持这位科雷兹人。“他是最理性、最主流、最不具分裂性的候选人。他有经验，不会让人感到兴奋，但他有能力同时代表理性的左翼和社会主义。因此，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他比马蒂娜·奥布里更有优势，后者可能更具分裂性，从而无法赢得总统选举”，如今他如此解释道，并称自己带着“50来名”议员加入了奥朗德的团队。曾与塞戈莱纳·罗亚尔关系密切的樊尚·佩永及其“左翼希望”派系也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同样支持奥朗德的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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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雷兹，2011.6.11。图片：让-皮埃尔·穆勒。法新社

议员领袖让-马克·艾罗，他当时在接受《解放报》采访时表示，这位科雷兹人“具备让左翼获胜并团结更广泛力量的素质”：“他勇敢，能够面对未来的考验。” 自然，这些支持也带来了一定的重组。“弗朗索瓦·奥朗德第一次不得不要求朋友们为他人腾出位置。当你壮大时，后来者的成本更高，因此你不得不牺牲亲近的人”，皮伊-莱韦克市市长、前蒂勒市长的密友雷米·布兰科回忆道。

「过度总统」与「正常总统」

在民调支持下，弗朗索瓦·奥朗德在竞选中宣称，他是左翼阵营中唯一能带领左派获胜的人。「这不仅仅是要选出社会党的候选人，更要赋予他成为下一任总统的力量」，例如，他在2011年6月15日接受《解放报》采访时如此回应，解释自己为何会比马蒂娜·奥——

布里更适合成为候选人。当他的团队攻击里尔市长的分裂形象，称其为「默认候选人」——她曾拒绝与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SK）竞争，直到后者被捕后才参选——这位未来的胜利者却将矛头对准了尼古拉·萨科齐。面对「过度总统」，他承诺成为一位「正常总统」。「问题不在于否认总统职位的特殊性及其所需的素质，而在于质疑一种行为——权力的集中，以及一种做法——自以为能决定一切，却对公民缺乏尊重」，他如此阐述。通过猛烈抨击未来的对手，同时避免攻击竞争者，以展现团结形象。弗朗索瓦·奥朗德核心圈的成员很快确信，他们的候选人将赢得初选，并认为那个夏天「现场出现了某种变化」。在西南部度假期间，这位社会党人决定与当地民选代表一同体验当地习俗。

例如，朗德省参议员让-路易·卡雷尔带他参加了巴斯克地区拉罗的牧民节。「尽管他一开始在这一带并不受欢迎，但当时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一位朋友回忆道。7月16日，他在环法自行车赛第14赛段——贝耶高原赛段——的亮相，以及随处可见的加油声，也极具说服力，同一消息人士表示。「组织者告诉我们，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并说那天他们意识到他将成为总统」，一位科雷兹省的亲信补充道。三个月后，弗朗索瓦·奥朗德在初选第二轮以56%的选票击败马蒂娜·奥布里，并于次年5月入主爱丽舍宫，开启了一个至今仍备受争议的五年任期。皮埃尔·莫斯科维奇认为，这位社会党同僚是「一位出色的候选人」，但并非「一位伟大的总统」。

下一集：2016年，马克龙部长迈向辞职

为诉讼做准备的开学季

采访、纲领性著作、辩论……弗朗索瓦·奥朗德虽不参加本党初选，但明确表示正在为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失误或退出的情况做候选准备。

这一次，他不再掩饰。2022年时，他曾假装对总统选举不感兴趣，并等待安娜·伊达尔戈出现失误后才以“备选”身份出面，而今，弗朗索瓦·奥朗德明确表示正在为2027年做准备，以防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在民调中失利或“公共广场”欧洲议员拒绝参选。社会党即将举行的初选中，意外随时可能发生……“我们是第二梯队。我们会先让初选进行，然后再评估局势，”他的一位发言人威尔弗里德·帕耶斯明确表示，“目前，拉斐尔·格吕克斯曼是黄衫领骑手。该由他来骑了。如果他能坚持下去，我们会跟随并与他合作。但如果他停止蹬车，我们就在这里。”而2026年的这个开学季，将是这位前共和国总统为再次成为候选人寻找新“鼠洞”的第二步准备。

策略。在过去几个月里，他通过一系列行动证明自己已做好准备——接受《玛丽安娜》采访、在参议院问题上召集支持者、成立名为“民主2030”的微型政党、在巴黎寻找新的竞选办公室……以及一个“勤奋”的夏天，他的团队如此宣传。

在其阵营讨论初选组织条件之际，奥朗德将投身于签名巡回活动。

在热尔省和科雷兹省之间，奥朗德将于8月28日周五在布卢瓦的社会党夏季大学开幕日正式回归。不过，这位前国家元首不会参加任何圆桌讨论。其亲信表示，他计划在一个“不会惹恼奥利维耶”·福尔的时间到场。“他只是来向活动人士致意，”其团队成员继续说道，“然后会和朋友们在咖啡馆坐坐。”此举的目的在于：证明他在自己政党内部受到批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如今，远房表亲拉斐尔·格吕克斯曼需要努力获得认可。这就是形象层面的策略。

至于声音层面，则要等到第二天在约讷省桑斯市。应前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凯及其“共和国实验室”邀请，奥朗德将与爱德华·菲利普展开辩论。“十年来，他从未与任何人辩论过，”其团队回忆道，“他第一次辩论就是今年4月在格拉克斯俱乐部与菲利普的那场。这是他重返赛场的信号。我们想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

“轨道”。在8月底《观点》杂志的大篇幅采访之后，弗朗索瓦·奥朗德将在媒体（France Inter、France 3等）上为新书《团结。新世界，新左翼》进行宣传，该书将于9月3日上架，“这是一本纲领性著作，汇集了他十年来的思考，并提出多项引人注目的建议，”其团队表示。结果是：当其阵营还在讨论初选组织条件及随之而来的争议时，这位前共和国总统已投身于签名巡回活动，并反复解释为何不参加此次党内选举。“弗朗索瓦·奥朗德不是候选人，因为良好初选的条件尚不具备，”威尔弗里德·帕耶斯强调，“这是一次仓促的选举，竞选期短，时机不当，选民范围极为有限。这次初选不会将胜出者送入轨道。”这番话，已然是在给黄衫领骑手的车轮下塞几根棍子，以促成其跌倒……

莉莉安·阿勒马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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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作者：莫德·马蒂亚斯

《“他们告诉他很简单，去泰国度假，然后只需要在机场托运几个装满手机的行李箱。”》周四，23岁的阿斯塔忧心忡忡。她已有超过两周没有弟弟易卜拉欣（Ibrahim）的消息。18岁的易卜拉欣目前被关押在香港的壁屋监狱（Pik Uk），根据《解放报》查阅的一份官方文件，这名法国公民自7月14日在机场中转时被捕后一直处于羁押状态。当局在以他名义托运的行李中发现了16公斤大麻。年轻人声称在行李被打开前并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据阿斯塔的叙述，她的弟弟参与了一项“泰国计划”。广告宣传颇具诱惑力：在Snapchat的“故事”中传播的传单上，一名自称经营“手机采购和转售业务（部分物流设在泰国）”的人士招募“希望在旅行的同时获得报酬的认真人士”，以“优化运输成本”。具体操作是：在泰国免费度假一周，现场提供零花钱，甚至在“任务”完成后支付一笔款项（1500至3000欧元不等）。根据小广告，度假结束后，只需托运组织者中转站提供的行李箱，在返程航班中转伦敦时将行李交给一名“合作伙伴”，即可获得回法国的新机票。

“仍然没有消息”

这种手法实际上被毒贩用来吸引年轻人出国运毒，谎称行李中装的是其他物品。法国国家反有组织犯罪检察院（Pnaco）副检察长兼秘书长乔丹·阿贝迪（Jordan Abedi）指出：“这是一种较新的现象，且不只发生在法国。有组织犯罪团伙越来越多地针对年轻人，尤其是处于弱势境地的年轻人，让他们参与犯罪活动——特别是让他们运输内容不明或故意误导的行李，而行李中实际藏有大量毒品。”一名外交人士补充道，这种运作模式依赖于社交网络的匿名性：通过“以不同形式提供报酬，如旅行、现金、汽车”，幕后指使者“避免了自身或网络高层被捕，也避免了可能识别他们的人员被抓”。

易卜拉欣可能被这一计划吸引：据他姐姐称，6月13日，趁母亲上班时，他独自出发。直到抵达后，他才告知家人自己在泰国，原计划逗留一周。“我知道他没钱自己支付，但既然他已经在那儿，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阿斯塔说。当时易卜拉欣正在一所补习中心接受培训，准备重返校园；据他姐姐称，他没有犯罪记录。年轻人向家人发送报平安的信息，并向阿斯塔保证一切顺利，但行程却一拖再拖。7月13日，阿斯塔终于收到弟弟的机票照片：他第二天就回国。“但48小时后，我们仍然没有消息。”她叹息道。直到她母亲接到一个来自●●●的电话……

Snapchat上的毒品陷阱：年轻游客被诱骗的付费旅行

至少有13名法国人在香港和泰国被拘留，因机场行李中被查获大麻而面临重刑。其中多人声称在社交平台上被招募，以运送手机为交换条件，获得“带薪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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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电话那头，“易卜拉欣告诉她，在中转时被机场拘捕，14日被捕，行李中发现了毒品，他要坐牢了”。易卜拉欣于14日被捕，被羁押候审至8日听证会，其姐姐透露。据《解放报》查阅的法国驻香港大使馆发给其家人的邮件，他与另一名法国公民埃利亚斯（20岁）同时被捕，并关押在同一监狱。埃利亚斯的嫂子阿米拉（1岁）称，他6月初出发，原计划旅行一周：“他延长了2周，没有解释原因，后来又延长了3周，我们以为他喜欢上了那个国家”，这名21岁的女子回忆道。她并不担心旅费来源：埃利亚斯是搬家工人，独立经营，还经常发视频报平安。

与易卜拉欣一样，他13日告知家人回国计划；但次日，海关检查发现以他名义托运的行李中藏有16,8公斤大麻，他随即被捕。“他们不知道行李锁的密码。对他们来说，这不重要，他们只是运送手机”，阿米拉坚称。检查时，易卜拉欣和埃利亚斯身边还有一名法国人，后者通知了埃利亚斯的家人其被海关拘捕的消息。“我国同胞的情况正受到巴黎欧洲和外交部相关部门的密切关注，他们正与其家属保持联系”，一名外交人士表示。

自13日以来，埃利亚斯的家人再未与他取得联系。“我们无法听到他的声音”，阿米拉遗憾道，她意识到“再见到他会很难”。法国外交部网站提醒，香港对毒品使用和贩运的法律“远比欧洲严格”。对于“贩卖-贩运”罪行，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

易卜拉欣的家人也无法在机场电话后与他联系。“我们寄了信，但已经2周半了，仍然没有消息”，阿斯塔抱怨道。据非政府组织“囚声”（Voice for Prisoners）的一名志愿者透露，该组织通过监狱教育项目为在押人员提供帮助，并曾在拘留期间见过易卜拉欣，碧玉监狱“干净、管理有序，但并不奢华。[...]他们每天在院子里锻炼，公共区域有电视和热水”。阿斯塔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弟弟的遭遇，以警示这些“泰国计划”的危险。她发布在TikTok上的视频已累计超过1百万次观看，并因此与其他面临类似情况的家庭取得了联系：48岁的瓦莱丽自18日儿子马蒂斯（19岁）在曼谷机场被捕后便杳无音信。马蒂斯30日与一名发小同行：“我问他钱够不够，他说他在工作”，她强调。正在餐饮职业技术学院（BTS）实习的马蒂斯是一家餐厅的学徒。16日上午，她在上班时接到儿子电话，对方称在机场被捕。“我差点晕倒”，她回忆道。

《他们落入了陷阱》

通过其他家庭的证词（他们更愿意不公开发声），她发现了儿子通过“全包旅行计划”离开的事实。她解释说，那些咨询这些广告的年轻人“会收到手机的照片、法国商业公司的假Kbis（官方身份证明，编者注），他们就这样落入了陷阱”。根据她的讲述，陷阱在年轻人抵达目的地后收紧：“他的护照被没收，行李被称重，不是他自己办理的托运。有人陪他去机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他怎么可能离开？”据阿斯塔（Asta）称，在她的TikTok视频发布后，她收集了其他同行年轻人的证词，易卜拉欣（Ibrahim）也曾试图自行返回；得知他的意图后，旅行组织者的一名合作者没收了他的护照。

阿斯塔转述的证词也在汤姆（1）的经历中得到印证。这位18岁的年轻人上周五在电话中表示，他7月初在曼谷遇到了易卜拉欣。他听说了这个“带薪假期”计划，并于6月28日与广告背后的人取得了联系。“一开始，我怀疑它的盈利性。但当他解释后，一切都合情合理，”他确认道。在“一时冲动”下，他接受了第二天出发的安排。根据他的讲述，他与其他同龄的法国人同行，这些人他此前并不认识。抵达目的地——距离曼谷几十公里的地方——“酒店已经付过费了”，他回忆道。如约而至。第二天，他们在酒店遇到了另一批由同一个人送到泰国的法国人。“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1个月，快受不了了，”这位年轻人低声说道。

在团队中，焦虑开始蔓延，他回忆道：“我们意识到这不是手机。”尽管心存疑虑，他当时觉得“为时已晚”：“我们都对家人撒了谎才来到这里。”据他称，一些人决定自行逃离这个看似“陷阱”的地方。3天后，预定的返程日期到了，却仍然没有机票。在附近的一家酒店，汤姆遇到了包括易卜拉欣在内的一群法国人。他们可能“共有25人”被同一个人送来，分散在3家相距不远的酒店。汤姆最终于7月10日在父母支付机票费用后离开曼谷。此后，他收到了旅行组织者的威胁，要求他偿还费用。几天后，他得知易卜拉欣被捕的消息，以及7月27日在普吉岛机场有两名法国人和两名瑞士人被捕的消息，当时他们的行李中被查获超过33公斤大麻，瑞士媒体《Blick》报道。

这些逮捕发生在泰国当局宣布加强机场反毒品检查的时期。7月3日，泰国被视为国际毒品贩运枢纽，此前6月25日，一名泰国航空空姐因在澳大利亚贩毒被捕。泰国总理阿努廷·查恩维拉库尔（Anutin Charnvirakul）当时表示，自年初以来已发生6起与毒品贩运有关的案件，涉及从该国出发的旅客，并宣布实施“零信任”政策。具体措施包括加强缉毒犬队伍的检查，以及在某些被称为

泰国媒体《国家报》指出，这些案件存在风险。据 RTL 和 DAPI 引述的一名警方消息人士称，自今夏以来，已有 13 名法国人在泰国机场因行李中携带数公斤大麻被捕并遭拘留。

证明其善意

根据法国资讯（France Info）周五查阅的一份分析报告，打击毒品办公室（Ofast）指出，自2024年以来，法国从泰国进口的大麻数量有所增加。截至7月1日，今年已查获2.1吨大麻。「这种毒品通过空运、人体运输或货运方式流入」，Ofast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法国面临的这股走私潮源于泰国在2022年将大麻合法化，导致该国生产过剩；生产商随即寻求将剩余产品销往欧洲。尽管泰国于2025年6月禁止将大麻用于娱乐目的，但由于「批发价格低廉」，这种毒品仍然具有极高的利润空间。据公共广播电台的消息，Ofast已将泰国列为「国际合作战略」的优先合作对象。

目前，被关押在泰国和香港的涉案人员家属正将希望寄托于即将到来的庭审，Amira总结道：「涉案人员需证明自己对行李中的真实内容并不知情。」另一方面，国家反有组织犯罪检察院表示：「调查仍在进行中，目的是确定可能的幕后指使者及潜在的犯罪网络。」➤

(1) 人名已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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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PRESSO

LIRE.FR

水母再次导致格拉沃利讷核电站三座反应堆停运

在去年发生类似事件整整一年后，法国电力公司（EDF）不得不再次关停西欧最大核电站部分反应堆，原因是大量海洋生物再次涌入核电站的海水泵站。详情请见本网站。图片来源：法新社（AFP）

自2024年7月22日起，谷歌开始通过其人工智能工具Gemini生成搜索结果摘要。图片来源：盖蒂图片社 / 法新社

人工智能摘要：法国媒体希望保持与谷歌的联系

法国综合新闻出版社联盟（Apig）是一个汇集了近300家出版商（包括《解放报》）的组织，要求这家加州企业遵守其在2022年就邻接权作出的承诺。

作者： 让-巴蒂斯特·沙布朗

出版商针对谷歌“强行推进”的反击行动。汇集了近300家法国日报和周刊（包括《解放报》）的法国综合新闻出版社联盟（Apig）周二宣布，已向竞争管理局提起申诉，以回应这家美国巨头于7月底推出的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搜索结果摘要。Apig要求该行政机构“要求谷歌遵守其在2022年就邻接权作出的承诺”，因为“在未经事先授权且未支付专项报酬的情况下单方面部署新闻内容的新用途，违反了这些承诺”，联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这家在在线搜索领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美国企业自7月22日起在法国推出了由其自家人工智能Gemini撰写的搜索结果摘要。这些“AI概览”（英文为“AI Overviews”）附带“AI模式”功能，允许用户以类似ChatGPT或Claude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方式进行对话。传统链接指向谷歌外部网站的链接如今位于这些功能之下。因此，用户现在较少受到点击这些链接的激励，这令严重依赖搜索流量的出版商感到担忧。Apig表示，出版商“就这样被迫接受了这一新功能”，该功能不仅降低了他们的受众量，还在完全不透明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工作成果来生成回复。在欧洲市场，这些服务的部署时间比法国更早，视听和数字监管机构Arcom评估“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摘要导致的流量损失在33%至38%之间”，Apig强调道。

拉锯战。出版商“并不是说要放弃这些创新”，Apig主席、同时也是《费加罗报》总经理的马克·弗耶向《解放报》明确表示。问题的关键在于迫使谷歌就“使用我们的内容生成回复”进行公平的报酬谈判。在这场谈判中，这位媒体负责人认为，考虑到这家加州公司的“主导地位”，竞争管理局“可以发挥作用”。在推出AI概览和AI模式之际，他对缺乏讨论感到遗憾，“只有谷歌在盛夏强行推进”。在这场明显失衡的拉锯战中，马克·弗耶希望此次申诉能成为“谈判中的一张王牌”，“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他预测道。他从根本上认为“谷歌不想为[新闻]内容付费”：“在人工智能领域，钱到处都是——工程师、数据中心、股东、能源，但出版商和内容从来没有份。而我们讨论的可是利润极其丰厚的企业。”

在法国，谷歌于2022年与450家新闻出版商就邻接权与著作权达成了协议，允许报纸、杂志或通讯社在其内容被数字巨头使用时获得报酬。然而，竞争管理局在2024年3月因谷歌未遵守这些协议中的部分承诺，对其处以2.5 亿欧元的罚款。截至本文发稿时，谷歌法国尚未回应我们的采访请求。

《不可原谅》。在一个经济状况不佳的行业中，二十年来数字化的到来已令其天翻地覆，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更是让人忧心忡忡。尤其是立法者尚未充分关注那些为训练ChatGPT等大型语言模型提供素材的群体——艺术家、作者、出版商——的合理报酬问题。马克·弗耶（Marc Feuillée）强调指出这一法律漏洞，认为这一法律空白是“在向谷歌主张权利时的重大障碍”。他希望现代派议员埃尔万·巴拉南（Erwan Balanant）提出的旨在加强出版商和新闻机构邻接权有效性的提案“能够迅速获得通过”。同时，他批评政府“在5月将达尔科斯（Darcos）关于人工智能企业使用文化内容的推定使用法案从议会日程中撤回的行为不可原谅”。而该法案此前一个月刚刚在参议院获得一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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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来西亚，罗兴亚难民遭受骚扰和驱逐威胁

这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正经历一波针对在缅甸遭受迫害的难民的愤怒浪潮。马来西亚总理宣布计划遣返 5 000 名难民。自 2015 年首批难民抵达以来，已有约 120 000 人在这片土地上重建生活。完整文章请见本报网站。GETTY IMAGES 图片

• 5,8%

这是 9 月 1 日起多数法国人的天然气参考价格上涨幅度。法国能源监管委员会宣布，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批发市场价格上涨，这一涨幅相较于 8 月 1 日，影响到约 600 万户选择与该月度变动平均价格挂钩供应商的家庭，约占住宅天然气用户的 60 %。其他选择固定价格方案的家庭则不受影响。

（法新社）

德塞夫勒省纵火案主犯被判实刑

自法国遭遇破纪录山火以来，一个数字被反复强调：9 起火灾中有 7 起是人为引起。周二，在尼奥尔司法法庭，一张面孔让这一沉重统计数据变得具体：45 岁的埃马纽埃尔·G，面色通红，头顶光秃。在即时庭审中，他因“以危害他人安全的方式毁坏他人财物”被判处 3 年有期徒刑，其中 1 年缓期执行。在 7 月 25 日至 8 月 7 日期间，这名农业工人在德塞夫勒省图阿尔市周边多个市镇蓄意点燃了 11 起火灾。

周五 11 时 22 分，宪兵接到第一通报警电话：在瓦尔昂维涅镇附近，一处长约 20 米的树篱起火。电话中，一名目击者称看到一辆白色雪铁龙汽车在现场附近。11 时 31 分，新的报警电话打来：几公里外又发现一起火情。12 时 15 分，两处相距 1500 米的火点被发现。15 时 30 分，白色雪铁龙再次在邻近的缅因-卢瓦尔省被发现，靠近一处新的起火点。被拘留后，这名四十多岁的男子坚称：“只有两起火灾。”几小时后，他承认自己是已记录的 6 起火灾的肇事者，此外还有 7 月 25 日至 31 日期间的另外 5 起纵火。瓦尔昂维涅、洛雷茨-达让通、利斯-欧莱翁、圣塞加尔-蒙布兰、布里翁-普雷-图阿尔……法庭庭长马克·甘巴拉扎逐一列举。“那里有一堆烂稻草。我点着了火，然后就走了。”他在拘留期间试图解释。法庭未能获得更多细节：“我随机停车，看看有没有干草，点着后就离开。”经过两小时的庭审，疑问仍存。“我们面对的是什么？一个抑郁症患者？一个纵火狂？还是一个蓄意纵火者？”共和国检察官反复质问。在两周内，这些火灾烧毁了 2,5 公顷植被，并调动了 117 名消防员和 44 辆消防车。卡米耶·福克尔 尼奥尔特派记者

安德拉什·巴卡的复仇，当选匈牙利总统

说到做到。彼得·马加尔继续兑现其翻过前任非自由主义时代一页的承诺，同时也为其最具象征性的受害者之一实现了漂亮的复仇。法官生涯备受认可的安德拉什·巴卡于周二登上国家权力巅峰。匈牙利国会议员以140票赞成，将其选举为共和国总统，接替于今年7月被解职的塔马斯·苏约克，这一职位主要为荣誉性质。

现年73岁的安德拉什·巴卡是司法界的知名人物。在1991年至2008年间担任欧洲人权法院（CEDH）法官长达17年后，他于2009年在包括当时在野的青民盟（Fidesz）在内的广泛支持下，当选为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

2012年，重掌政权两年的维克托·欧尔班通过宪法修正案突然将其解职。这一免职理由极为简单：安德拉什·巴卡曾敢于对总理说“不”。这位法官曾谴责欧尔班为重塑司法体系而策划的法官退休年龄从70岁降至62岁的清洗行动。他对解职提出异议，并最终在四年后在欧洲人权法院胜诉。法院认定其解职具有政治性质。“一个高级官员……竟能通过一项临时修正案被解职，这简直令人震惊”，这位高级法官当时曾如此谴责。

然而，安德拉什·巴卡如今却受益于15年前他本人曾遭受的同一程序：其前任塔马斯·苏约克于7月通过宪法修正案被解职……其任期戛然而止。对彼得·马加尔而言，安德拉什·巴卡象征着他所推动的后欧尔班时代转型，旨在清除前任奠定的腐败和权利削弱基础。安德拉什·巴卡本人也曾对此发起攻击：

2022年，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他曾将匈牙利描述为一个腐败的国家，其状况类似于“共产主义政权下的法治国家”。这位前匈牙利最高法官的平反得到了彼得·马加尔在Facebook上的赞扬，称其为“值得代表国家团结的人”，其经历是“对法治承诺的典范”。

然而，这一做法在匈牙利引发质疑。彼得·马加尔曾承诺杜绝“幕后交易”，并向选民保证总统提名过程将更加透明，但一些人对将其推上国家元首之位的决定提出异议。在前国际象棋冠军尤迪特·波尔加拒绝出任总统后，最终选择安德拉什·巴卡的决定是在闭门会议中做出的，未经磋商，与最初宣布的程序背道而驰。佐伊·韦齐罗格卢

哥伦比亚 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地震后惨重损失

周一袭击哥伦比亚西部的强烈地震已造成至少240人死亡，超过1,300人受伤，并摧毁了数十座建筑。这一数字由多个地方当局于周二公布。据哥伦比亚地质部门称，震感从首都波哥大一直延伸至与委内瑞拉的边境，以及卡利或基多等城市，甚至巴拿马也有震感。此次地震据该机构测定为6.6级，而美国地质调查局测定为7.4级，发生于周一清晨，震源深度约100公里。

叙利亚 巴沙尔·阿萨德被缺席判处死刑

这位前领导人在2024年12月大马士革沦陷时携家人逃往莫斯科，周二被一家叙利亚法庭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判处死刑。被废黜的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其弟马希尔及多名前政府官员因内战期间犯下的罪行被判处死刑，这是针对前政权成员的首批判决。自2024年4月起，过渡当局在多个非政府组织和外国政府的支持下展开追诉。

黎巴嫩 议会投票废除死刑

黎巴嫩议会周二投票废除死刑，司法部长阿德·纳萨尔称这一决定“具有历史意义”。该国自2018年以来未再执行死刑，当时在暂停执行近6年后处决了3名死囚。这是中东地区的首例。法案明确规定，在本法生效前犯下的罪行将被判处终身监禁。人权观察组织研究员拉姆齐·凯斯表示：“这是该国人权事业的里程碑式一步。”（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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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周二在圣但尼结束50米蝶泳决赛后的马克西姆·格鲁塞。法新社 塞巴斯蒂安·博宗 摄

游泳 马克西姆·格鲁塞开局良好

在50米蝶泳摘银、周二又在4×100米混合泳接力中夺得欧洲冠军后，这位新喀里多尼亚选手在赛前却谨慎表达了自己的目标，因两个月前跖骨受伤。

作者：埃尔莎·德拉罗什 圣安德烈报道

在经历了两个月的疼痛、怀疑和挫折后，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站上这条赛道。但马克西姆·格鲁塞显然不缺勇气。27岁的他，在左脚骨折62天后，周二站上了欧洲锦标赛50米蝶泳决赛的出发台，地点是圣但尼（塞纳-圣但尼省）沸腾的水上运动中心。当他登上出发台的那一刻，他的神情既像一个归来的战士，又像一个征服者，一个不愿错失首个欧洲冠军头衔的世界冠军。

然而，结果可能让人有些失望。马克西姆·格鲁塞仅获得欧洲亚军。这场比赛胜负仅在毫厘之间，法国选手最终以微弱劣势不敌俄罗斯选手叶戈尔·科尔涅夫，后者以22"52的成绩率先触壁，领先格鲁塞两百分之一秒。格鲁塞起跑如离弦之箭，但邻道的科尔涅夫在水下滑行阶段表现出色，一举取得领先优势。这一优势在这项短距离冲刺赛事中至关重要，每百分之一秒都决定成败，而法国选手未能将其追回。

矫形靴

在这场高水平的决赛中，格鲁塞特需要面对一众强敌。首先是瑞士选手诺埃·蓬蒂，他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毫不留情。在去年夏天的世锦赛上，他两次都仅以微弱差距输给格鲁塞特，但他直言不讳：“无论他是否受伤，我都不能因此分心。”决赛出发时，还有匈牙利选手克里斯托夫·米拉克，这位曾在巴黎奥运会上险些破坏莱昂·马尔尚大满贯的选手。而黑马科尔涅夫则为这场对决增添了变数。最终，在这些觊觎王座的选手中，这位俄罗斯选手脱颖而出。

出水后，马克西姆·格鲁塞特难以抑制泪水。“能赢得这枚奖牌，我真的非常开心。比赛强度很大，必须全力以赴。我无怨无悔。”他或许还不知道，90分钟后，他将与混合4×100米混合泳接力的队友们一起赢得一份超大安慰奖：欧洲冠军。在这项特殊的比赛中，每个国家派出两名女选手和两名男选手，顺序自选，落后从来不是无法挽回的。在完成仰泳的两个泳程后，法国队的第一棒选手玛丽-安布尔·莫卢赫暂列第七，远落后于领先者。但实际上，她以出色的成绩为法国队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卡尔·艾特卡西接棒后，第三棒的马克西姆·格鲁塞特逐一超越了前面的女对手。最后一棒的玛丽·瓦泰尔完成了这场逆转。

格鲁塞特的泪水之所以如此动人，是因为就在几天前，他还在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参赛。这位新喀里多尼亚选手在6月初的体能训练中脚掌骨受伤，随后不得不休养4周并穿着矫形靴。在法国队主教练米歇尔·克雷蒂安的支持下，这位国家体育学院的选手利用这段意外的时间加强了上肢和心理训练。但直到最后一刻，他都不确定这些努力是否足够。

快速回归

格鲁塞特最初的目标只是尽量减少损失，即保护健康并在泳池中尽力而为。他的左脚长期脆弱，直到最近才能重新用力蹬壁出发。但27岁的他展现了承受打击并迅速重返巅峰的能力。当晚的其他比赛中，波利娜·马耶在200米仰泳决赛中以完美的表现赢得铜牌，她称比赛氛围“异常出色”。参加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的法国选手玛丽·瓦泰尔和贝丽尔·加斯塔尔德洛则未能进入前列，分别获得第六和第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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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h Sjöströ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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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萨拉·舍斯特伦在斯德哥尔摩训练时怀有身孕。 / MARKLUND BILDBYRAN ABACA

重返赛场，舍斯特伦浴火重生

刚刚结束产假的这位三届奥运冠军本赛季表现出色。她将在圣但尼参加两项短距离比赛，希望为自己长达十八年的辉煌履历再添荣耀。

女王重回她的王国。萨拉·舍斯特伦在生下儿子仅一年后，便重返赛场。这位瑞典游泳选手——五天后将年满33岁——将参加周三晚举行的50米蝶泳决赛，并被视为夺冠热门。仅一个数字便足以衡量这位伟大女将（身高1.82米）的职业生涯：在周一于圣但尼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塞纳-圣但尼省）开幕的欧洲锦标赛上，她将冲击个人第97和第98枚国际赛事奖牌，涵盖奥运会、世锦赛和欧锦赛。对于这位泳池中的火箭，习惯于碾压对手的她，此次来到巴黎大区，目光早已瞄准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将是她第六次参加奥运。

在成为长寿典范之前，萨拉·舍斯特伦曾创下早熟纪录。2008年，在荷兰举行的欧洲锦标赛上，她以14岁的年龄赢得100米蝶泳冠军，而她从9岁才开始练习游泳。仅仅一年后，她便夺得该项目的世界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一举打破了2000年代的一个信条：只有叫迈克尔·菲尔普斯的人才能在青少年时期打破世界纪录。这台瑞典机器已经启动，并横扫一切。直至2023年夏天，她在世锦赛个人奖牌数上超越了菲尔普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短距离游泳选手在50米自由泳（自上个十年末以来的主项）上加冕。更令人惊叹的是，她还夺得了100米冠军——一个她平时训练中很少涉及的距离。

救赎。两年后，萨拉·舍斯特伦反复强调，能够重返巴黎大区让她感到“幸福”。为奥运夏季而建的圣但尼游泳馆依然如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舍斯特伦的生活，在此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场婚姻、一次怀孕，以及2025年8月出生的儿子阿德里安。但这些都不足以让她远离泳池：舍斯特伦一直游泳到分娩前几天。如她向《队报》所述，她的怀孕提前（紧急）发作，分娩在前往医院的救护车上完成。此后，她仅用六周时间便重返泳池。这位在水中自称“女魔头”，但在水外却极为内向的选手，在巴黎奥运会后继续保持竞赛节奏的暂停；这一暂停对她而言是一种救赎，远离媒体和赞助商的关注，而她已在最高水平征战近20年。

然而，她开始感到不安。舍斯特伦坦言，她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村落”来帮助她，以缓解作为运动员母亲的日程压力。起初，婴儿的哭声曾伴随着她的训练，但后来，她将照顾孩子的任务交给了银行家丈夫，并将自己的产假时间让给了他。2025年圣诞节，这位短距离选手重新开始了更系统的训练计划。

«我有能力。」 她的目标直指欧洲锦标赛。具体目标是什么？「我热爱生活，奖牌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我很好奇自己还能做到什么，我的身体还能让我发挥到什么程度，」她在《解放报》的一次采访中说道，此次采访由其赞助商Arena邀请。为了备战这场洲际赛事，她参加了两场比赛：4月在斯德哥尔摩，6月在罗马。这些比赛足以让她在本赛季欧洲50米蝶泳和自由泳的成绩榜上名列前茅。回顾过往，这位瑞典巨星表示自己并未预料到这一结果，她对自己耀眼的成绩感到惊讶，因为她「在重大比赛前从未减少过这么多训练量（16次减少）」。凭借这些成绩，这位三届奥运冠军以相对轻松的心态迎接欧洲锦标赛，无论是蝶泳还是她的另一项招牌项目——50米自由泳，该项目将于周五（预赛和半决赛）和周六（决赛）进行。「我感觉很好，」她说道。「如果看看我跑出的成绩，应该足以赢得奖牌。但我从不说自己会赢，因为我不想冒犯运气，也不会低估任何人。」

当圣但尼的比赛远去，洛杉矶奥运会成为过去，她不再有新的挑战时，接下来会怎样？在早熟与长青之后，她是否还能追求永恒？当她已拥有一份足以让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游泳明星黯然失色的成绩单时，是否还要执着于此？在《队报》的采访中，这位三十岁的老将给出了初步答案：「既然一切都进展顺利，身体和心理状态都很好，我没有理由停下。但当那一天到来时，我不会怀念比赛。我不需要围绕比赛的所有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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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房屋，一个新概念？

长期以来被忽视为思考对象的房屋，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它被珍视、萦绕、失去、幻想，既是保护我们的膜，也是囚禁我们的牢笼。它承载着时代的议题，并常常将其具象化。因此，今年夏天，《解放报》邀请了哲学家、作家、人类学家等，从不同角度审视这一主题。

我的「house」

没有墙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纽约黑人和拉丁裔LGBT+社群的「house」——这种受《Vogue》杂志模特姿势启发的都市舞蹈——为被家庭抛弃的年轻人提供了庇护所。编舞家Vinii Revlon如是说道。

当有人问我家在哪里时，我可能会回答巴黎，可能会回答我长大的公寓。但这并不完全准确。

我的家，是我后来才遇到的。它与众不同，没有大门、屋顶或烟囱。它叫「」，而Bitch, I got the best one in the world（1）！

对许多人来说，这个词仅仅意味着一支舞蹈或Voguing团队。然而，「」远不止于此。它是一个家庭。一个当你出生的家庭不再足够，或无法为你提供充分存在的空间时，你选择的家庭。House诞生于LGBTQIA+社群，特别是纽约的黑人和拉丁裔社群。它们的出现，是因为一些年轻人因身份、性取向或性别表达而被家庭抛弃。有人失去了房屋，有人失去了家人。于是，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家。

也许，这就是「」最美的定义：「在不再存在家的地方，创造一个家。」

「」不仅仅是一个姓氏。它是一种承诺。在这里，你学会先走再跑，学会跌倒后不再倒地不起，学会谦逊地赢，体面地输。

在「」中，传承的不仅仅是舞步或走秀的方式。你传承的是历史、记忆和价值观。你学会彼此照顾，庆祝每个人的成功，仿佛那是自己的成功。当有人经历困难时，没有人会被孤立。

正是这一点，让我第一次接触「ballroom」时深受震撼。「Ballroom」文化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纽约的黑人和拉丁裔LGBTQIA+社群。人们在「balls」活动中相聚，各「」成员在融合时尚、表演、舞蹈和自我表达的不同类别中一较高下。

但「ballroom」不仅仅是这些竞赛。它是一种抵抗、创造和传承的文化，庆祝那些太过频繁被剥夺做真实自我的人。我在这里找到的不仅仅是一门艺术，我找到了一个家庭。

一个让你看见而非评判的家庭。一个让你带着伤口到来，无需隐藏的家庭。一个鼓励你成为最自由的自己的家庭。

“父亲”的责任

如今，我是国际 House of Revlon, maison 的“父亲”。在 ballroom 文化中，“父亲”不仅仅是一个头衔，更是一种责任。成为一家之“父”并不意味着高人一等，而是意味着对他们负责。意味着在场、倾听、建议、鼓励，有时还要保护他们，并经常提醒每个人都有价值，即使他们自己都对此心存怀疑。

当然，我们会在被称为“floor”的 ball 赛场上相聚，走秀、跳舞、在不同类别中竞技。表演固然精彩，但公众所见的不过是冰山一角。真正的工作远离聚光灯，发生在长达数小时的对话中，凌晨 2 点发送的信息是为了确认某人是否安好，排练中学到的不仅是舞步，更是信任，还有共享的餐食、旅程，以及沉默的时刻。

每周三 18 点到 20 点，我们都会聚在一起排练。这是每个人都重视的约定。正是在这些时刻，我们为下一场 ball 做准备，讨论将要表演的类别，修正细节——一个眼神、一个姿态、一种能量。没有什么是随意为之的。短短几分钟的 floor 表演背后，是数小时的努力、纪律和自我反思。这些训练要求严格，它们提醒我们：天赋永远不够。每一个动作都要重复到变得自然，每一场表演都经过精心设计，旨在传递某种情感、某种存在感、某种身份认同。因为在 ballroom 中，重要的不仅仅是完美执行一个动作，而是传递一种情绪、一种存在、一种身份。

各司其职

排练也是我们重聚的时刻。在开始工作之前，我们通常会进行一次真正的“check-in”，互相问候，分享彼此的喜悦、困难和正在经历的事情。因为在成为表演者之前，我们首先是一个家庭。而家庭会照顾自己的成员。在我们的 House of Revlon, maison 中，每个人在传承中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们的“godmother”（教母）——许多人也称她为“Billy 教练”——负责监督表演。她的目光不会放过任何细节，纠正错误，推动每个人更进一步，分享经验，并提醒我们：卓越是日复一日的努力。在她身边，我们的“godfather”（教父）同样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作为之家中的男性形象，他尤其关注男孩们，关注他们的仪表、着装风格、态度，以及他们代表之家的方式。因为在 ballroom 中，存在感早在踏上 floor 之前就已开始。我们的“mother”则以另一种方式陪伴大家。她的传授方式更温和、更耐心，会花时间解释、安抚、倾听，帮助每一位成员建立信心，找到自己的位置。

而我的角色是“father”。我常常游走于这两种能量之间。作为“father”，我懂得何时鼓励、何时纠正、何时保护，又何时放手让每个人展翅高飞。我的职责是在严格与关怀之间找到平衡，帮助每个人成长——既作为艺术家，也作为一个人。

学会庆祝他人的成功

许多人认为，只要成为优秀的舞者，就能加入一个家族。但实际上，这从来都不是首要标准。才华令人赞叹，但性格才能构建一个家庭。当我们接纳某人加入Revlon家族时，我们看的远不止舞台上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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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国际Voguing大赛。BENOÎT ROUSSEAU摄

floor。我们观察这个人如何与他人相处，是否懂得倾听、尊重、鼓励，是否能自我反省。我们寻找的是那些能带来正能量、懂得群体生活、明白家庭建立在信任与尊重之上的人。

忠诚至关重要，尊重亦然。一个家族靠的是价值观，而非奖杯。在他人需要时出现，懂得庆祝他人的成功，即使无人关注也能体面地代表家族——这才是真正重要的。Revlon家族激励着许多人，有人钦佩，也有人嫉妒。这是曝光度的代价，我们坦然接受。但佩戴Revlon之名，不仅仅意味着属于一个知名家族，更意味着承载一段历史、一套价值观和一份责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谨慎选择加入家族的成员。

安全感之所

排练结束后，夜晚并不一定就此结束。我们常常一起去吃饭，这是我最喜欢的时刻之一。紧张情绪消退，笑声此起彼伏。我们无所不谈，重温比赛，畅想未来的项目，或只是简单地分享一餐。正是这些远离竞争与聚光灯的时刻，建立起更牢固的联系。在这里，家族才真正展现其本质。在家族中，我们懂得个人的成功只有在能帮助他人共同成长时才有意义。

许多人认为，只要成为优秀的舞者，就能加入一个家族。这从来都不是首要标准。才华令人赞叹，但性格才能构建一个家庭。

长期以来，社会试图让LGBTQIA+群体相信，他们必须独自生存。而家族讲述的恰恰相反。它们提醒我们，没有人应该孤身走过一生，即使这个家庭不是血缘上的。

也许正因为如此，“house”这个词才如此贴切。家不只是一个地方，更是一个让人感到安全的所在。在这里，你可以卸下盔甲，无需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就能被接纳。

这正是家族对我来说的意义。在这里，我不仅找到了一个名字，还找到了兄弟姐妹、孩子和心灵上的父母。我找到了一份责任，一段超越自我的历史，而我也有责任将其传承下去。地址可以丢失，可以搬家，可以换城市或国家。但当你找到自己的家族，你就永远把家带在身边。➤

(1) “亲爱的，我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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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

一对一

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双料最佳女演员奖的电影《突然》，由滨口龙介执导，维吉妮·埃菲拉和冈本多绪主演，讲述了一位养老院院长与一位身患癌症的艺术家之间的友谊。这部具有治愈色彩的情节剧揭示了深沉的忧郁。

撰文 桑德拉·奥纳娜

突然间，日本导演滨口龙介（已执导十部长片，凭《驾驶我的车》获奥斯卡奖）的奇特经历出现了意外转折。突然间，维吉妮·埃菲拉在片中饰演一位能说流利日语的养老院院长，她努力培训同事学习一种名为“人性化”（这名字并非虚构，现实中确有此概念）的创新护理理念。提前说明，观众最好将挑剔的心态留在衣帽间，或花园入口——影片中的乌托邦便在这花园中展开，宛如临终关怀的禅意伊甸园。至少，若想让自己达到那种脆弱状态，最终可能毫无防备，下巴颤抖，心如跪地，便需如此。

若是法国导演，我们会如此宽容吗？未必……单是将这样一个圣女般的角色交给我们最伟大、最具魅力的女演员之一，就可能被视为品味不佳，或是过于矫揉造作——过多的谦卑光辉、同调的善意，试图从如此刻意的真诚中汲取滋养……然而呢？

泡沫浴

这部对白以两种语言呈现、背景设定在巴黎的影片，是滨口龙介在法国的首部作品，听来如同一曲非母语的旋律，仿佛将某种隐约的异质感融入言语与举止之中。《恶不存在》——滨口前作的片名——仿佛为这部长达三小时十五分钟的平静顿悟之作量身定制，面对社会考验及人类所经历的一切——衰老、死亡、身体的失控——它展现出极致的礼貌。

这是关于同一个女人的两个半身的故事：身患癌症、日渐衰弱的麻里，和失眠的活力女郎玛丽-卢。前者是日本人，在剧场创作关于疯狂与精神病院困境的作品；后者则为曾在养老院受虐的母亲之死赎罪，全身心投入护理工作直至精疲力竭。两人在影片最美的场景中偶然相遇，却仿佛在前世便已心心相印，被那种再也无法分离的生命需求紧紧吸引。她们沿着塞纳河畔漫步的罗默式长镜头，或许让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决定将最佳女演员奖颁给维吉妮·埃菲拉和冈本多绪，两人如同和谐的乐器般默契。

《突然》因此以诗意的长镜头对话展开，安然沉浸于舒适的括号中，有理由忘却何种紧迫感会迫使它们闭合。紧迫，正是敌人，是对可盈利时间的执念的帮凶，而影片正是要与之抗争。滨口并不排斥说教场景，两位朋友在其中相互启发，探讨新自由主义的毒害。这是影片与随笔（灵感来自两位研究者的书信往来）调情的说教面向，其“卡尔·马克思会怎么说？”的思路，正适合反思自身的过劳。

惧怕脚的观众还需做好心理准备：影片中有大量特写镜头，展现按摩至极乐境界的脚丫。在戛纳，有人看完后仿佛刚泡过泡沫浴，将《突然》视为一部疗愈电影或皈依体验。然而，最强烈的感受，奇妙地超越了这些圆满状态——人力资源阴谋早已迫不及待想将其回收利用。

回响的遗憾

在这些善意的冲击之下，必然会在崩溃的绝望者心中滋生一种痛苦——那些最不相信“人性”能拯救我们的人。突然间，情感喷涌而出，仅凭一句台词便击溃了所有嘲讽的微笑，宛如对每个凡人在生命尽头或世界即将终结时等待的遗憾的回响。影片瞬间从枯燥转向有机，从社会议题转向人类命运，就这样告诉我们：“没有比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你哭了？好了，你已经被人性化了。◆

《偶然与想象》 导演：滨口龙介 主演：维吉妮·艾菲拉、冈本多绪、黑崎广大……片长：3小时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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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e-Lou (Virginie Efira) et Mari (Tao Okam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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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卢（维吉妮·艾菲拉） 与玛丽（冈本多绪）。 照片由Diaphana Distribution提供

电影

《突然》从头至尾都展现出一种对他人的关注，这种关注与时代背景相抗衡。

您曾有直觉，认为这部电影在法国比在日本更容易拍成。为什么？

项目最初源于两位研究者[人类学家Maho Isono和哲学家Makiko Miyano，编者注]之间关于抽象概念的通信。我认为，如果仅在日本拍摄这部电影，制片人可能无法筹集到必要的资金。因为对于是否能找到观众存在太多不确定性。此外，在构思《突然》时，我脑海中浮现了法国电影的参考。首先是罗默的《我与莫德的一夜》，以及其中那些深入的哲学对话。还有让·厄斯塔什。法国观众有能力将这类电影视为一种娱乐，他们有观看对话电影的文化。当制片公司CinéFrance向我提出合作时，我想，也许这种电影记忆能让我拍成这部电影。

用您不懂的语言指导演员，而他们又有不同的肢体语言，这会带来什么变化？

在写剧本时，我也用自己的身体去写，用日本人实际的动作方式。因此，必须将剧本翻译成法语，既要尊重原文，又要让翻译Léa Le Dimna——她生活在法国，了解这种肢体语言——能够将其调整到适合法国的语境。不过，在开始与演员合作时，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是外国人，写了这个剧本，有没有什么让你们感到不适的地方？”他们很快回答没有。一旦完成文本的打磨，我的工作与在日本时并无太大不同。

也就是说？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能够保持一个框架，让演员在其中感到足够自信，能够表演。至于肢体动作，他们是法国人，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关键在于让他们尽可能少地为台词担忧，以便在片场保持放松。因此，我们事先进行了大量朗读，让身体充分浸润台词。接下来，需要对他人保持关注，在信任的氛围中工作。我的工作就是构建这样的空间。

影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能引起所有人的共鸣，尽管在护理领域尤为突出。这一思考是在剧本的哪个阶段出现的？

2024年，我为剧本需求来法国进行调研。我寻找一座能连接两国的桥梁，以构建影片的叙事弧线。正是那时，我想起了一种名为“人性化护理”的技术，我曾查阅过相关资料。这是一种起源于法国、已有四十多年历史并被引入日本的护理技术。我参观了几家尝试实践这一技术的养老院，有些已将其深入扎根，有些则困难重重。为什么法国的护理人员会面临这些困难？我开始思考导致护理行业常常面临时间不足的系统性原因。这些问题更广泛地触及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以及我们所处的运作机制。为什么我们总是被迫去做不愿做的事？为什么我们会将人视为物品？这同样适用于电影行业，适用于我们与演员的合作，以及那种将他们视为木偶、任意操纵的倾向。

主题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呈现，通过一张带有图解的大幅图表……

有一部对我影响深远的电影，是弗里茨·朗的《犯罪档案》（You Only Live Once）。片中有一幕，西尔维娅·西德尼用数学方程式向乔治·拉夫特解释为什么犯罪不适合他。一开始，这个场景完全不像是电影里会出现的，但我认为这种风格化的处理方式让人得以理解。在《突然》中，场面调度相当简单：我们严格按照剧本顺序拍摄。是真理（Tao Okamoto）在解释，但剪辑时，这一段主要是通过玛丽-卢（Virginie Efira）的反应来构建的。正是她们两人之间的互动，让这一段得以成立。

所有电影都需要观众的参与，但您的作品有一种近乎巫术的方式让我们投入其中…… 我很难衡量电影产生的效果，但如果它对您产生了这样的影响，我感到非常高兴。我认为这种参与感是在电影推进过程中逐渐建立的。在前30-40分钟里，《突然》只提供非常碎片化的信息。为了理解，观众必须调动想象力。但如果给出的信息不足，这种努力就会中断。我认为这种平衡感来自于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的纪录片。通过观看他的作品，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如何构建一切的方法。

电影探讨的是当身体背叛我们时，我们还剩下什么。为什么这个主题会吸引您？

如果我提到ALS，您知道吗？[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又称夏科病，译注]。身体会逐渐瘫痪，直到几乎无法交流，只有眼睛还能动。几年前，为了拍摄《阿萨科1&2》，我见过一位患有这种病的先生，冈部弘树。他通过一个眼动感应板进行交流。到了这种病的晚期，连眼睛也无法再动，从外部无法判断精神是否还在运转。通过与他的交流，我对“活着”这一概念的理解发生了真正的改变。我们保持着联系。冈部先生曾对我说：“如果我生活在一个安乐死合法的社会，我想我会不可避免地选择这种方式。所有患有这种病的人，如果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可能都会奔向这一解决方案。”由于现实并非如此，他形成了另一个想法，并在电影中通过玛丽-卢之口表达出来：直到死去的那一刻，我们都在活着。直到最后一刻，直到最后一口气。这个想法深深扎根于我心中。冈部先生在这部电影拍摄期间去世，但我真的很希望能让他看到这部作品，因为他贡献良多。

「为什么我们会把人当作物品来对待？」

日本导演滨口龙介回顾他对罗默电影的热爱，与两位女演员的合作，身体的位置，以及对他人关注的重要性。

自他在戛纳放映美丽的《Soudain》以来，已经过去了几天，但我们仍沉浸在其人文主义精神、迷人的对话层次以及宏大的创作野心之中，急切地想要与滨口龙介见面。他一边啃着黑巧克力，一边精准地回答我们的问题，一如既往（每次我们都会注意到）地展现出对演员福祉的极度关注。维吉妮·艾菲拉和冈本多绪获得的双重表演奖，她们强调，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仿佛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本身就是其所讲述的乌托邦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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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伊丽莎白·弗兰克-杜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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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麦格雷戈 与安妮·海瑟薇。 照片：华纳兄弟法国公司

《橡树街终结》，恐龙时代降临

在一部80年代爆米花电影的尘封脉络中，一个美国家庭被抛入中生代，任由恐龙摆布。而我们却并未真正感同身受。

绝望寻找回家之路的人们、险恶的土地、噩梦般的生物、聪明的孩子、一只了不起的狗，还有安妮·海瑟薇濒临崩溃的边缘：这就是2026年夏季大片的套路。不过，《橡树街终结》目前还只具备大片的框架。至于票房数据，还需拭目以待，更何况大卫·罗伯特·米切尔并非一位擅长迎合大众口味的导演。这位曾被视为天才的美国电影人，在推出三部广受好评的作品后，陷入了项目开发的地狱：2010年的《美国梦游神话》（或许是他最出色的作品，完美衔接《早餐俱乐部》与《迷失的青春》），2014年的恐怖大热之作《它在跟着你》，以及2018年反响褒贬不一的流行混沌之作《银湖之下》。三部作品均厚重、迷宫般复杂、才华横溢又令人恼火，每部都蕴含着一丝埋藏的谜团，某种深刻的魅力，让人忍不住想要反复观看、拆解、质疑。

脱节。从这个角度看，《橡树街终结》标志着明显的转向：这是导演首部由大制片厂（华纳）出品的作品，由J·J·艾布拉姆斯制片，最初源自《科洛弗档案》"宇宙"，并被包装成一部80年代风格的爆米花电影。影片讲述一个看似完美的家庭，在1982年实现了郊区别墅的梦想，却因时空错位，连同整个街区一起被抛入中生代的森林，任由恐龙宰割。然而，它与《侏罗纪公园》截然不同，更像是《小精灵》或《回到未来》，却始终未能找到合适的基调与节奏。前期铺垫冗长而吃力，后续又显得肤浅且半麻木，常让人感觉在远远观望这场温和的喧闹。直到最后一刻的意外转折，才终于带来些许紧张与锋芒。或者从潜台词中寻求救赎。

意义。将这部电影解读为对当代叙事困于过去的巧妙评论——不是出于怀旧，而是因为当下堵塞了太多叙事出路——《橡树街终结》属于那些会被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严重破坏的电影，而其最终的大团圆结局依赖一部电话亭，恐怕并非巧合。或者欣赏片中两场看似多余的场景，角色们独自哭泣，听着音乐，这是在一切失去意义的时刻接受生活的唯一方式。正是通过这些小小的缺口，《橡树街终结》如同米切尔的所有作品一样，能从沉闷变得可爱，从痛苦变得引人入胜。否则，还有那只狗。无论从何种角度解读，它都绝对疯狂。

勒洛·吉米·巴蒂斯塔

《橡树街终结》 导演：大卫·罗伯特·米切尔 主演：伊万·麦克格雷格、安妮·海瑟薇…… 片长：1小时39分钟。

《彩虹》，舞动的废墟》

在罗马南部，巴勃罗·西雷斯用五年时间拍摄了一家舞会俱乐部的生存故事，细腻刻画了一个微型社会面对时光流逝的群像。

欢迎来到一位电影人的家族，他的小小世界隐匿在罗马南部的拉蒂纳市，以彩虹之名自居，"Arcobaleno" 保留着昔日辉煌的淡淡色彩。这家舞厅每周六举办老式舞会，面向老年人，提供简单的宴会，家族乐队演奏着利西奥舞曲、玛祖卡、华尔兹和探戈。新冠疫情突然终止了这家本已举步维艰的小企业，它早已破败不堪，唯有在节日之夜，一切才会在音响和彩灯下重获魔力，在村庄舞会般的歌声中重焕生机，如同8月15日的盛会。

谁不曾试图留住时间，拿起小小的摄像机记录身边的亲人？存在着一种"家庭电影"的国际现象，亲情的核心纽带构成普世的微型社会，在每个人心中引发共鸣。2020年，巴勃罗·西雷斯曾拍摄首部短片《妈妈》，简洁地献给母亲，记录她生命最后的时刻，以及那场即将带走她的疾病。妈妈、外婆、表姐妹：母亲、祖母、表姐妹，以及家族的其他成员，疲惫的叔叔埃尔米尼奥和毛里齐奥，还有穿着连体衣的小表弟们，在这家日渐衰落的家族企业中相遇，代代相传。

《彩虹》纪录片，巴勃罗·西雷斯执导。图片：炼金术士工作室

西雷斯来回穿梭（他在巴黎长大，假期则在这片意大利角落度过），五年的拍摄跨越了疫情期间，舞厅被封锁成幽灵般的躯壳，手工业如同漏水的船，乐队排练如同费里尼电影中的破落场景，而两位幸存的叔叔——在女家长去世后——仍怀着微弱的希望，期待"继承人"埃莉萨将舞厅改造成游戏室，吸引孩子和家长成为新的客源。随着地面小泳池不断扩大，"Arcobaleno"逐渐沉没，唯有这片绿洲在炎热干旱的景致中，供人像婴儿般戏水。"我在这里出生，也将在这里死去。"从祖母倔强的刘海到新年晚会上代代相传的毛毛虫舞，西雷斯并不假装置身事外，他毫不保持距离地融入这些令他动容的人群中，这位"巴黎人"，而他们则以疲惫和怀疑的目光打量他，向他解释、质问，等待、忙碌，然后老去。这部细腻的影片捕捉了时光流逝、无所事事的困顿、几乎无声的哀悼，以及对盛大夜晚的期盼，并承诺永远不会厌倦观看人们起舞。

卡米耶·内韦尔

《彩虹》，巴勃罗·西雷斯执导（1小时2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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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电影

《捷径人生》，通往未来的迂回之路

这部处女长片追随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的命运，交织着生存智慧与无限可能的年纪，呈现一部精准而迷人的喜剧。

拉封丹说得没错。要去某个地方，最短的路径首先是直接前往，不畏惧缓慢、障碍或死胡同，哪怕需要找到必要的权宜之计来绕过它们。为了达成目标而绕道而行，生活与其蹒跚学步的过程亦是如此。对这部处女作充满优雅与清新魅力的两位年轻导演克莱芒·德维利耶（Clément Devilliers）和阿尔芒·福埃克斯（Armand Foëx）而言，这同样是一条捷径。22岁的两位南特人自初中相识，最初拍摄了大量短片，其中部分作品在YouTube上可见（不妨观看《安托万的爱情片段》和《我们的小屋》），随后瞄准了处女长片这一目标。这部影片通过众筹和学生贷款等方式筹资制作，得到了一位与他们年纪相仿的制片人及在电影学校结识的团队的协助。整个过程被记录在Instagram上，符合Z世代的习惯。然而，《捷径人生》远非网络俗套，其主角是四位高度互联的年轻人。在这个远离旅游海岸的布列塔尼偏僻角落，他们必须找到自己的出路。当乡村的荒凉不留下太多机会，而他们又不愿离开时，剩下的便是生存智慧和小聪明，以求自保。

表兄弟俩中，更为机灵的科朗坦（朱尔·波里耶饰）毫不犹豫地临时客串起灭鼠人，此前他曾在邻近农场放出啮齿动物；而性格更为沉默的格雷古瓦（弗朗索瓦·勒布里饰）则希望拯救日渐衰落的家族餐厅，自从竞争对手开始送餐上门后，生意便每况愈下。与此同时，内向的小精灵路易丝（萨拉·蒙特佩蒂饰）被大嗓门的搭档玛娃（路易丝·拉贝克饰）说服，决定参加“阿摩尔海岸小姐”选美比赛，以推广她们从中国网站以十分之一价格购入的奇幻饰品生意。为了达到规定的1.70米身高要求并获得参赛资格，她们甚至不惜在鞋跟下垫上垫片。这对男孩和女孩组合的奇妙交集，在一场汽车内的长镜头中碰撞出喜剧效果，充满误会。除了温柔的讽刺——揶揄创业精神、成功至上的意识形态及选美比赛的虚伪——这部迷人的喜剧《捷径人生》既避开了社会纪实片的悲情陷阱，也摆脱了青少年电影的刻意紧迫感，以及对“可能性年纪”的叛逆常被怀旧美化的窠臼。导演与角色同龄，以罕见的精准和由演员们精彩演绎的搞笑对白，直面生活的考验（祖母的离世、表兄的离开）和体制强加的荒谬规则。这些仪式性的时刻，他们仍以成熟的天真去质疑。

娜塔莉·德雷

《捷径人生》 导演：克莱芒·德维利耶、阿尔芒·福埃克斯 主演：朱尔·波里耶、弗朗索瓦·勒布里、萨拉·蒙特佩蒂、路易丝·拉贝克、奥利维耶·拉布尔丹…… 片长：1h21（1小时21分钟）。

《新曙光》：有其父必有其屋

吉年义俊的首部长片以超现实的美学风格，探讨了三名年轻人对抗混凝土扩张、守护童年家园的抗争。

尽管《新曙光》是一部处女作，其画面却彰显出它与日本动画电影某一流派的深刻联系。曾担任《你的名字》——日本近22年来最成功的商业动画之一——的关键动画师及助理导演，并在《言叶之庭》和《前往阿加莎之旅》中负责场景设计的吉年义俊，已在新海诚的轨道中占据一席之地。与新海诚的作品相似，《新曙光》浸润在一种超现实的光影中，充满近乎水般的透明感和过于鲜艳、难以真实的色彩。

自信。 当新海诚的画面坦然接受其合成与数字感时，吉年义俊则更倾向于绘画，尤其是在森林场景中，水彩似乎随着树枝间的风而荡漾。《新曙光》的首要优点在于其视觉表现力。无论是画面本身，还是电影语言，导演都通过剪辑（如半秒钟的椭圆剪切以增强场景动感，或通过形状进行转场）、大量的过度构图，甚至是影像风格的切换——例如在表现醉酒时将影片切换为真人定格动画——展现出惊人的自信。对于一部处女作而言，这种自信令人印象深刻。吉年义俊将其用于一个缓缓展开的故事，一部仿佛被夏日闷热所笼罩的电影。《新曙光》在不完全揭示所有谜底的情况下，讲述了三个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他们渐行渐远，却因一栋见证他们成长的老木屋而重聚。他们并非真正的兄弟姐妹，但情同手足。所有人都有着同一位父亲般的人物，同一种缺席。烟花手工艺人小日向先生曾在这座位于森林与海湾之间的房子里发射火箭。那是在收到驱逐通知之前，在感到无用之前。他已不在，但孩子们拒绝承认这栋几乎每个镜头都会出现的、布满奇形怪状角落的房子已成为过去。作为一部抵抗的电影，《新曙光》描绘了为阻止混凝土扩张、抵御城市开发和场所毁灭而进行的最后一搏。

区域。 这场看似“保卫区”建立的政治维度，吉年义俊似乎并未察觉。影片未能超越角色本身，去描绘一场集体冒险，而是紧紧抓住保护一个地点、一段家族历史的纯粹个人层面。尽管这部由Miyu（如《我们是外星人》，两部作品均在安锡动画节展映）出品的法日合拍片在基调和叙事上颇具吸引力，但影片在最后三分之一却陷入了一种神秘主义的花招：孩子们突发奇想，要按照父亲生前追求的传奇烟花配方，以此驱赶入侵者。这种诗意显得疲惫，过于老套，难以真正打动人心。

马吕斯·沙皮（MARIUS CHAPUIS）

《新曙光》 吉年义俊（YOSHITOSHI SHINOMIYA）主演：萩原利久、古川琴音、入野自由……1小时16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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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独特的电影人、忧郁的漫步者，于65岁去世。从《荒凉的罗马》到《世界末日》，他构建了一部融合城市、爱情、艺术与自我重塑渴望的私密酷儿作品。

在斯特拉斯堡-圣但尼（巴黎市中心）的某个角落，我们曾造访过他的公寓，那里宛如一间艺术家的单身小屋，四壁贴满书籍和绘画复制品，灯光柔和，仿佛一位前卫的德塞森特（Des Esseintes）[^1]，在这片街区随处可见，总是身着Van Noten的精致西装，散发着同一款香水，声音略带颤抖，既讽刺又温柔。他喜欢讲述自己正在进行的工作，总是处于未完成的状态。

电影人樊尚·迪厄特（Vincent Dieutre）于巴黎逝世，享年65岁。他始终游离于电影产业之外，认为其过于受市场标准——即便是艺术和试验电影——的束缚，但也不愿在当代艺术的影像世界中寻求发展。他真正开辟了属于自己的领域，既是一位享誉国际的艺术家，作品常在国际电影节展映，为法国高等电影学院（Fémis）策划节目，或在弗雷努瓦（Le Fresnoy）艺术中心主持工作坊；同时又是城市中的陌生人，在漫步与专注的分心之间，追随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足迹，培养着一种独特的游荡艺术。

[^1]: 德塞森特（Des Esseintes）为法国作家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小说《逆流》（À rebours）中的主人公，象征颓废唯美主义。

地狱季节

他的电影首次引起关注是在1996年，作品《荒凉的罗马》（Rome désolée）以自白形式的影像随笔呈现，由作者本人以画外音讲述。影片中，他回忆了自己夜间的漫游、同性交友、毒品的追寻、成瘾与堕落。画面展现的是明信片的反面——这座城市如同后帕索里尼式的布景，“完美隐喻了心灵的图景，其中充斥着过去的废墟、当下的遗迹与未来的幽灵”，正如《解放报》在影片上映时所写。拍摄这部电影时，导演仍深陷严重成瘾的痛苦之中，酗酒至不省人事。毒品早在80.年代便已闯入他的生活。在历史学专业求学期间，他频繁出入巴黎的Palace、Sept等夜店，也曾在罗马和纽约的传奇场所Studio 54.消磨时光。因此，他的生活沉浸在70年代末的暮光狂欢与——

文森特·迪厄特（Vincent Dieutre）于2008.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图片：XAVIER LAMBOURS。SIGNATURES

一种与生俱来且“无可救药”的孤独所带来的忧郁之中，但这种孤独始终与一群投身于其知识与创作行动主义的伙伴们保持着联系，彰显着他的“慷慨与活力”——这群人占其社交圈的54.。

不容置疑的纨绔气质

若不提及其作品中无处不在的酷儿维度，这群星辰便不完整。他的电影常探讨在不同港口或遥远城市寻觅昔日恋人的主题，如《This Is the End》便是追寻一位四十年前爱过的男人：“我喜欢在电影中重逢所爱之人，仿佛借此盘点过往。”

雅乌雷斯（Jaurès）的场景也从他与一名男子短暂同居的公寓拍摄，窗外是巴黎的移民营地，而埃娃·特吕弗（Eva Truffaut）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对其整个创作生涯的影响同样举足轻重。

在《溢出》（Débordement）杂志的采访中，迪厄特还说道：“我的每部电影都像是一年的日记，我以各种形式分享自己的近况。确实，旅行者的身份更加强化了‘自己生活的游客’这一概念，对某些现实感到惊讶。”这是一种彻底的自我沉浸，聚焦于地理、历史，以及如W.G.塞巴尔德《眩晕》般层层叠叠的典故。

文森特·迪厄特出生于鲁昂。他的艺术启蒙得益于外祖父，后者在小书房里接待他，播放瓦格纳的音乐，或带他参观古老的教堂与城堡。死亡的恐惧与魅惑很早便侵入了这个孩子的内心，正如他曾描述的那样——他完全被圣马克卢教堂（Altre Saint-Maclou）的“死亡之舞”所吸引，这座昔日的瘟疫遇难者骨库，如今却戏剧性地成为该市美术学院的所在地。他那无可争议的纨绔气质，加上浓重的烟瘾，使他宛如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既关注当今詹森主义的遗迹，又思考如何打破资本主义麻木的桎梏。他曾筹备《布鲁塞尔的尚塔尔·A》（Chantal A. Bruxelles），一部围绕尚塔尔·阿克曼（Chantal Akerman）这位精神导师的电影。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影院看到他迟来的告白，跨越他最终也跨越的那道边界。

文森特·迪特尔：内心的冒险家

自80年代起，他发现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并直面了尚塔尔·阿克曼或安迪·沃霍尔电影的冲击，“那种触动、情感和前所未见的震撼让我猝不及防”。

他成功通过了IDHEC（现为费米斯电影学院）的入学考试，并在这段学习生涯结束后，以精简团队拍摄了《荒凉的罗马》，他本人将其称为“灾难性的拍摄”。这段经历促使他前往伦敦进行戒毒治疗。影片的剪辑工作则是在经历了这段地狱般的时期后完成的。这次戒瘾过程——这一主题在他后来的多部影片中不时以毫不掩饰的方式被提及——标志着他与世界关系的重生，仿佛从一种全新的感知中重新出发，

这种感知如同自我重生，通过对文化、艺术的热爱，以及一种既反思又自传性、自省性的创作方式重新汇聚能量。这种方式从不自满，却始终充满发现，正如他喜欢说的“意外之喜”，这一点在《黑暗之课》或《我的冬日之旅》中依然可见。文森特·迪特尔在前者中将自己的存在与卡拉瓦乔的绘画紧密相连，

在后者中则与音乐相融，舒伯特的《冬之旅》成为他对德国华丽想象的主线：“这些影片试图探寻当今作为欧洲人意味着什么。”他的电影项目也与写作的渴望及重新融入集体的愿望相通，这一愿望通过他参与《电影通信》的批评冒险得以实现。此外，他还为多家杂志撰写文章，并为《政治报》撰写音乐评论。作家朱利安·泰夫在看过《荒凉的罗马》后，立即寻求与他见面，并描述了这位艺术家身上矛盾的一面：他似乎承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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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 周三

全国天气平静且阳光普照， 气温迅速升高，高温天气 正式来临。

下午 高温热浪席卷全国， 烈日当空。中部大片地区、 南部及巴黎盆地气温超过35℃。

菲利普·克洛代尔的花园小屋

探索这位作家兼龡古尔学院主席阅读、修修补补、写作、堆放物品和回忆的小屋。

在建筑师的原始设计图上，这座小屋的年代可追溯至1875年，被同时标注为“鸡舍、鸽棚和猪圈”。这些字迹以昔日人们用羽毛笔书写的优美笔迹写就，墨水呈紫红色，近乎酒红。至于猪，我不确定这座小屋是否曾养过。我对此表示怀疑。但鸽子和鸡，我敢打赌绝对有过。

小屋有一个极为尖锐的双坡屋顶，红砖墙壁，地面曾是夯实的泥土——在期盼养猪的年代——后来铺上了粗糙的水泥。内墙刷着浅米色的涂料。它只有一扇朝西的格子窗，一道木楼梯通向曾是鸽棚的二楼，北侧还有一扇带活板门的小门，供鸽子进出。

小屋并不大，地面面积约十二平方米，但尖尖的屋顶直指天空，赋予它童话般的庄严气质。它位于花园深处，因此我们一直称它为“花园小屋”。

很久以前，我曾花了几周时间重新勾缝所有砖块，将木制部分漆成深蓝色，一种普鲁士蓝。让它焕然一新，配得上接待《金发姑娘和三只熊》。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一个人永远会被最初的阅读所影响：我妻子有着金色的卷发。这并非巧合，但我从未遇见过熊。

我曾长久梦想改造这座花园小屋，让它变得宜居，甚至舒适。配备最基本但可靠的设施。在这里，在洛林，距离我的主宅仅几步之遥，将它打造成一个乡村避难所，配有木炉、一张破旧的沙发床、一张五斗橱、一张书桌，让我能在此梦想、阅读、抽烟、睡觉。但我从未付诸行动。我也不后悔。很快，它便成了割草机、冬季的花园座椅、栽种工具、锄头、小锄、耙子、叉子、鹤嘴锄、蘑菇篮的容身之所，

还有钓竿，见证了一段漫长的垂钓生涯——最老的钓竿是竹制的，而较新的是碳纤维的。几辆自行车也懒洋洋地靠在一起，三四辆不等，取决于时节。旁边是那台著名的割草机，很快又添了一台灌木割草机、一把修枝剪、一把电锯和一台吹叶机。到处还随意摆放着油罐、汽油罐、二冲程混合油罐，以及装有干血粉、角粉、天竺葵肥料、多年生植物肥料和灌木肥料的盒子。

在东北角，仍然有一张书桌。一张橡木色的书桌，仿佛直接出自莫泊桑笔下描写无用部委小职员的短篇小说，或拉比什的戏剧。两个带有三个抽屉的矮柜架在细腿上，一个大桌面，桌面下方每个矮柜上方有两个可伸缩的活动板，可随意拉出或收起。这件家具没有使用任何螺丝：全部采用燕尾榫接合。我和妻子在拍卖会上以50法郎的价格买下了它。它跟随我们搬过所有住处。我曾在这张桌上写过大学论文，准备过教师资格考试，批改过成千上万份试卷，撰写过论文的部分章节。直到有一天，当一件物品被长期使用后，也该退休了：家具亦是如此。于是，它被送到了花园小屋。

这是每年夏天初，我都会在她和他身上堆放寄来参加龚古尔奖的书籍。六月中旬时书堆还高得惊人，到了九月初就消融殆尽。然后，它们便消失了。书桌重新变得空荡。或者说几乎空荡。

在他身上，总是摆着两个烛台，每当我来这里抽一支托斯卡诺雪茄，或是给我的朋友伊夫·拉维（Yves Ravey）写信时，我就会点燃它们——他的字迹潦草得连我自己都难以辨认，啊，你们看，猪终究还是猪！——还有在森林里发现的狍子头骨和鹿角，几把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旧刀，已经不再锋利。这里还有一个自行车打气筒，一盒蜂蜡，用来给皮革马鞍上油。墙上，我面前挂着一把旧冰镐，是我最早拥有的几把之一，几个古老的鼹鼠夹，一个驱虫活塞，一盏悬挂的灯泡，几根废弃的攀岩绳，虽然已经无法使用，但我舍不得扔掉，还有几张照片，其中一张尺寸很大，有些炫耀地装在相框里：我29岁，在墨西哥太平洋海岸的一个如今已面目全非的小村庄——埃斯孔迪多港。我左手握着一根短钓竿，配着一个夸张的绕线轮。我的右手隐没在站在我身旁的那个人身后：一条3.03米长的旗鱼-帆鱼，悬挂在一间摇摇欲坠的小棚屋顶上。我微微笑着。我很快乐。我自以为是海明威。那条鱼美极了。我本想把它放生。船主，也是那家小餐馆的老板，让我明白我疯了。我微微笑着。我既快乐又尴尬。我看起来像个傻瓜。

无论冬夏，我经常来到花园里的小屋。我坐在书桌前。拉开抽屉。里面装满了我已逝生活的遗迹，那些曾以我之名、用我之声、活动于我躯体中的多重存在留下的痕迹，如今已让位于其他化身：画作、拙劣的诗歌、钢笔、幻灯片——上面的我20岁时瘦削而快乐，身处安第斯山脉的冰川上——烟斗、橡皮、班级合照（我系着领带，穿着三件套西装，被学生们簇拥着）、绳头、补胎胶、欧芹种子袋、回形针、钉子、火柴、一块老怀表，我给它上发条，它便又突然开始切割时间，仿佛取悦我一般。

每当我来花园小屋小坐片刻，这里从不只有我一人。有各种大小、颜色和优雅程度不一的蜘蛛，它们在墙角、窗玻璃和门框上留下蛛网作为礼物。总有一两对林鼠，有时我能看清它们珍珠般的黑眼睛。我们和平共处：我不会打扰它们，作为交换，它们也不会弄脏这个地方。几只蝙蝠在楼上屋顶的椽子下休息，头朝下，泰然自若。在与这群可爱小生灵的陪伴下，我写下了《布罗代克的报告》及其他几本书的部分章节，在这简朴、粗粝的环境中，在指尖袭来的寒意里——因为那是冬天，室内温度想必不超过五六度。我喜欢这样。我感到自在。我在这座房子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这座童话般的房子，如我所说。

与其说是阅读童话，不如说是书写童话。➡

菲利普·克洛代尔（PHILIPPE CLAUDEL） 与马蒂厄·扎佐（MATHIEU ZAZZO）及盖蒂图片社（GETTY IMAGES）合作拼贴

人物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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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如此憎恨彼此……

整个夏天，30个关于对手的故事

解放报 周三 8月12日

此外

• 摄影展
• 今日旗帜
• 我们的夏季剧集
• 漫画……

路易十一

对决

勇士查理

路易十一（左）与勇士查理。图片：XOBIE BRIDGEMAN / MAUR MONTAUX 《解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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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夏日 / 我们曾如此憎恨彼此……

有些门关得如此紧密，有些墙筑得如此厚实，有些壁垒守卫得如此森严，连法国国王都可能在此折戟。若只是进去倒也罢了；对路易十一而言，1468年10月的这一天，他要的是活着出去。诚然，在这座索姆河畔的佩罗讷要塞，他并非名义上的囚徒，主人是勃艮第公爵勇士查理。但当出入口以安全为由被封锁，走廊里回荡着主人的怒吼，而昔日的敌人在他窗下列队行进，向他致以不无讽刺的敬意时，这又有何区别？佩罗讷，国王的捕鼠器，一个遥远的先王曾在此被囚禁六年，于10世纪饿死或被毒杀。而这一次，狡猾的路易却自投罗网：这便是自投狼口。而这只狼，如今正想吞下一位国王。

在佩罗讷，本应商讨和平。三年前，勇士查理曾是“公益同盟”叛乱者的领袖之一。这些叛乱的领主们以堂皇的理由掩盖私利，围攻巴黎，迫使路易签下屈辱的条约。1468年7月，查理迎娶了英格兰国王的妹妹玛格丽特·约克。对路易而言，这无异于雪上加霜：百年战争的余烬尚未熄灭，勃艮第公爵又野心勃勃，试图将其法兰西和日耳曼领地合并为一个王国。他必须谈判。或许是过于自信，抑或是表达善意，国王仅带少量护卫便踏上了表兄的领地。起初住在城中，他担心自身安全，要求入住城堡。本想寻求庇护，却反而将自己困在其中。

相互暗杀的历史

谈判进行两天后，意外发生：传来列日人起义的消息，他们是查理的不安分臣民，查理的副手被俘……而国王的两名使者也在当地现身。事件的经过由当时的目击者、公爵的侍从菲利普·德·科米纳记录。得知列日叛乱后，查理“勃然大怒，称国王来此是为了欺骗他。[……]他对国王怒不可遏，威胁不断，我确信，若当时身边有人怂恿他或建议他对国王下毒手，他定会照办[……]。”

[...OMITTED...]

路易十一与大胆查理之间的勃艮第虚张声势

王冠 一方统治着因百年战争而衰弱的法国，另一方则是富庶辉煌的勃艮第公国的强势公爵。他们之间的冲突，既是地缘政治的，也是个人恩怨的，将重塑欧洲的版图。

撰文：多米尼克·阿尔贝蒂尼（DOMINIQUE ALBERTINI） 信息图：爱丽丝·克莱尔（ALICE CLAIR）与朱利安·吉约（JULIEN GUILLOT）

国王路易十一在佩罗讷会见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约1890年法国彩色石印画（19世纪）。5 BIANCHEITTI。私人收藏

后者惊恐万分，如同所有人一样，因为这预示着不祥之兆。

经过一夜的怒火中烧，查理次日清晨现身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愤怒：他威胁不断，随时准备采取严重行动”。这些咆哮中或许不乏虚张声势，但公爵素以暴躁著称，加之两家之间相互暗杀的过往，让人不敢轻易断定这只是一场闹剧。

在这可怕的数小时中，路易以签署一份苛刻条约和再次蒙羞为代价脱身：他不得不陪同大胆查理镇压列日叛乱。那些他曾煽动起义、并高呼其名的叛军，将看到他随刽子手的行囊而来，甚至在衣服上佩戴勃艮第圣安德烈十字。屠杀结束，苦酒饮尽，他被放行，虽保全性命，却颜面尽失。正如五个世纪后另一位侥幸脱险的国家元首（1）所言：这次，真是千钧一发。

性情之别

他们之间从未真正合拍。1456年，作为对父亲查理七世的叛逆王储，路易在勃艮第宫廷寻得庇护。他将在那里度过五年时光，由当时的公爵菲利普·勒邦供养。这一落脚点具有压倒性的政治意义，触及百年战争的创伤。勃艮第曾与英格兰结盟，后又转投法国阵营，凭借不断变换的同盟而繁荣兴盛。与被战争掏空的王国相比，勃艮第的奢华与实力熠熠生辉。对路易而言，这是他与小自己十岁的查理的初次接触。表面的友谊背后，是对性情差异的最初认知。比利时作家巴特·范卢（Bart Van Loo）如此描绘：“王储的幽默感、对礼仪的无所谓态度、放荡不羁的作风、与下属过于亲密的交往、对简朴服饰的偏好，尤其是他那令人难以捉摸的性格，都让这位未来的公爵感到恼火”（2）。

数年后，一名法国特工在勃艮第领土被捕，路易（他于1461年加冕）派出的王室代表团当着菲利普·勒邦的面，向查理提出了侮辱性的谴责，这让“莽夫”查理“满怀仇恨”（据科米纳所述），并发誓复仇。尤其令他无法释怀的是，路易从菲利普手中赎回了三十年前被查理七世割让的皮卡第一系列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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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眼见本可期待的遗产遭到蚕食，莽夫查理全力投入“公益同盟”的叛乱，并在事后收回了争议城市（1465）。三年后，佩罗讷事件爆发……

事态升级的程度与双方视为生死攸关的利益相当。对路易十一而言，统治期间的头等大事是打破战略包围，他的王国被夹在英格兰与布列塔尼、勃艮第的叛乱领主之间，后者随时可能相互支援。从几近溃败到胜利反击，这位被围困的国王不断与诸侯争夺政治霸权，代价是沉重的税负和暴政的指控。

在这场博弈中，没有比莽夫查理更顽固的对手：通过继承、征服或购买，他将领地扩张至鼎盛，囊括了如今的比荷卢、上法兰西大区、勃艮第、弗朗什-孔泰、阿尔萨斯南部和洛林。这片疆域让人联想起昔日的洛塔林吉亚王国，一个夹在“法兰西”与日耳曼之间的国家。他的宫廷辉煌，商业繁荣，行政体系精密：这位公爵所缺的，只是国王的头衔，正如他必须向路易履行的封建臣属义务——对部分领地的效忠——所时刻提醒的那样。内心深处，他已不再视自己为法国人，却宣称热爱这片王国，恨不得将其分封给2位君主。

1470年，他在臣民面前痛斥

[...OMITTED...]

这位国王“如此善变、如此反复无常，以至于无人知晓他的意图，也无人知道该如何防备他”。翌年，路易背弃佩罗讷条约，查理宣布自己不再对君主负有任何义务。双方诉诸武力。

死后的对峙

历史学家若埃尔·布朗沙尔（3）指出，这种对立是绝佳的政治与道德判例素材，但必须在正确的框架下理解：

“心理学是一种现代视角。在中世纪，情感——愤怒、羞辱、不信任……是在一个普遍且象征性的框架下展现的。国王与公爵之间的对立是政治性和法律性的。核心在于君威。当君威受损时，便构成了大不敬罪，仇恨也因此变得‘致命’。除了战场，这种仇恨还体现在话语中，‘通过这些宣言和小册子，双方都试图论证对方的非法性’。在路易的一份宣言中，大胆者查理被指控同性恋行为，

因此被视为异端，进而构成大不敬罪。作为回应，公爵则谴责国王的行为不忠。1475年，当英王爱德华四世率领庞大军队应查理之邀登陆欧洲大陆时，局势似乎濒临崩溃。然而，令盟友大失所望的是，查理非但没有支援进攻，反而远赴数百公里外，继续围攻一座日耳曼城市。路易十一抓住机会，用重金收买英军撤离，

并借此正式终结了百年战争。

至于查理，路易十一的策略此后转为避免与他正面交锋，将其雄心引向东方……并暗中为他树敌无数。据科米纳记载，国王的谋臣们称：‘公爵每攻下一座城池或结束一场纷争，便会发起另一场，因为他不是那种会放弃事业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与国王截然相反，越是陷入困境，便越是不能自拔）；他们还说，[国王]对他的最佳报复方式，就是任其行事……因为以德意志的广袤与实力，[查理]必将耗尽一切，失去所有。’

通过休战与条约，路易十一怂恿查理进攻洛林；同时，法国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当时军事上令人生畏的动荡瑞士联盟，使其遭受重创。最终，大胆者查理于1477年1月5日在南锡城墙下，死于一记不慎的戟击。科米纳记载，国王得知后‘欣喜若狂’，因其‘对勃艮第家族的仇恨与复仇之心’如此强烈。

路易十一还不失时机地发起了一场死后审判，以证明公爵的不配，从而名正言顺地夺取其法国领地。勃艮第继承战争贯穿了他统治的末期，使他与查理的对抗延续至死后：1482年底，即路易十一去世前不到一年，他将勃艮第领地与其合法继承人马克西米利安·冯·哈布斯堡瓜分。大胆者查理唯一的死后复仇，体现在某些编年史家及后世作家（雨果、沃尔特·司各特）的笔下，他们塑造了路易十一‘阴险、残忍、畸形’的‘黑色传奇’，其胜利的光辉被所用手段的卑劣所玷污——这正是勃艮第宣传的遥远回响。而在布鲁日的一座教堂内，查理的墓碑上，永远铭刻着一位43岁骑士倒在征服梦想中的形象。➡

（1）夏尔·戴高乐在1962年小克拉马袭击事件后。 （2）《大胆者们》，巴特·范·卢，弗拉马里翁出版社，2023年。 （3）《路易十一》，若埃尔·布朗沙尔，Tempus Perrin出版社，2024年。

明天：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对决 埃德蒙·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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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夏季 / 系列

历史学家、教师兼作家奈尔·韦尔-恩多耶，7月16日于巴黎圣拉扎尔区。威廉·凯奥 摄

《在阿让特伊，我们有夏令营和休闲中心》

我的夏日社区（4 / 6）

Nail Ver-Ndoye，法国国民教育高等学院（Inspe）总代表，愉快地回忆起共产主义城市为他提供的种种优势。后来搬家后，他发现了这种“可能危险的无聊”。

一种特殊的氛围。暑假、道路、阳光、海滩或山区——别人都去了，而你却留在社区过夏天。原因有很多：贫困家庭、孩子众多，还有不公平的社会。那些无法外出度假的孩子们只能在楼群间自寻乐趣，在不离开的情况下改变日常环境。

我采访了几位“前”社区居民。他们虽然离开了，但始终留有记忆。44岁的Nail Ver-Ndoye是法国国民教育高等学院（Inspe）网络总代表，他回忆起在社区度过的夏天。

你是在哪里长大的？

我小学时搬到瓦兹河谷省的阿让特伊，之前已经搬过很多次家。这是一个共产主义城市。我母亲在ANPE（前身为France Travail，编者注）工作，父亲则四处奔波。我们的经济条件有限。幸好，我几乎免费参加了夏令营。我去过山区、海边，到处都去过。小时候，我玩过漂流、攀岩、骑马、帆船、摩托车……太棒了！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幸运。那些夏天美妙极了。我们结识了其他社区的年轻人。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和朋友们早上6点起床，去报名参加塔恩峡谷的夏令营。只有七个名额。我们六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我付了40法郎，记得是四枚10法郎的硬币。我们的辅导员还特意叮嘱我们不要去招惹那个女孩。如今，当时在场的一个男孩Sélim已经和她结婚，还有了孩子。夏令营期间什么都没发生，但他们后来重逢了。这些都是难忘的回忆。我们很幸运，不仅没有留在社区，还能和社区的伙伴们一起外出度假。我们把音乐开得很大声，听Cut Killer、Nas、Rocca……我也很喜欢Maxime Le Forestier的《San Francisco》，在夏令营的篝火旁和辅导员一起唱这首歌。

你也经历过艰难的夏天吗？

不幸的是，那年夏天之后，我搬到了萨特鲁维尔。母亲在“印度社区”得到了一套廉租房。我当时应该是15岁。完全是另一种体验。这是一个右翼执政的城市。再也没有和朋友们一起参加的夏令营和活动了。我很快结识了新的朋友圈。正是从那时起，我体验到了度假的艰辛。我们坐火车去巴黎，成群结队地在圣拉扎尔、北站、夏特莱和拉德芳斯闲逛。要花好几个小时乘坐公共交通和步行。这种经历培养了一种精神，困境中的团体变成了一种家庭。我们还经常去法兰西岛另一端的危险场所参加夜间活动。有时会以追逐赛收场（笑）。老实说，我更怀念阿让特伊的日子。在那里，我们受到大众教育的极大关注。不仅有夏令营，还有休闲中心，我们玩各种桌游，在森林里寻宝。我体验过那种可能危险的无聊夏天，有些人为了弥补经济上的匮乏，开始第一次犯罪，从此再也无法回到正轨。

在社区度过的夏天，也是一些疯狂的故事……

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和朋友们在麦当劳闲坐。大家聊着天，气氛轻松，而我同时在填写数百张麦当劳组织的抽奖券，根本没算过数量。离开餐厅时，我把所有抽奖券都投进了箱子。几周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恭喜先生，您赢得了摩托车……」我以为是个玩笑。但不是。这个好消息却变成了一个问题。我当时16岁，没钱支付保险或停车位，

也没有哥哥保护我。社区里的大哥们会在两秒钟内抢走我的摩托车。这个礼物成了烫手山芋。我慌了。我跟妈妈说了这事，她立刻明白了问题所在。我让人把摩托车送到一个朋友家，然后以8000法郎的价格卖掉了。靠这笔钱，我一次性付清了驾照的费用。

总要有点应变的本事？

必须的！你得调动其他智力感官来打发时间，摆脱困境。拯救我夏天的，是做动画师的工作。在17岁时，我陪弟弟去参加一个会议，那是他去夏令营前几个月的事。夏令营负责人告诉我们，他们正在招募辅导员。她让我快速通过了BAFA（青少年活动辅导员资格证）的考试，于是我成了布列塔尼的辅导员。我没有放弃这份工作。接下来的几个夏天，我都在假期活动中心工作。我赚到了钱，白天也不再闲逛。晚上，我会回到社区和朋友们一起度过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聊天、互相调侃，一直待到深夜。我不再有生活拮据的压力，一切都很惬意。

采访：拉希德·拉伊雷什（RACHID LAÏRE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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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 夏日

街头的辉煌与苦难

夏日与艺术节 从诺曼底到普罗旺斯，跟随《解放报》至22八月，探访LUX网络推荐的精彩展览。今天，我们来到卢瓦-谢尔省，与让-塞巴斯蒂安·拉勒芒（别名塞巴·拉勒芒）一同探访。

这是一个关于友谊的故事。让-塞巴斯蒂安·拉勒芒——平面设计师，与巴黎上流社区的无家可归者让-皮埃尔之间的友谊。在2000年，让-塞巴斯蒂安·拉勒芒受阿塔兰特（Atalante）机构委派，带着他的Rolle相机四处寻找灵感，为一张戏剧海报做准备。在漫步过程中，塞巴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旁边就是让-皮埃尔。让-皮埃尔向他表达了想拍照的愿望。塞巴将一台Olympus MJU-II相机交给了他，两人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默契。在长椅上，面对富凯餐厅，在香榭丽舍大街，11至13九月，让-皮埃尔定期将胶卷交给塞巴冲洗，塞巴则让他看到冲印好的照片。「让-皮埃尔也许想成为上流社会和底层生活的官方摄影师，」塞巴回忆道。「他以自由的视角看待自己的日常和遇到的人，并以一种强迫性和自发性的方式进行创作。」塞巴·拉勒芒受邀参加11至13九月在卢瓦-谢尔省托雷拉罗谢特（Thoré-la-Rochette）的磨坊喷泉（Moulin de la Fontaine）举行的「影像与环境交流」艺术节（Zone i主办），他从让-皮埃尔去世前托付的47卷胶卷中精选了一组照片。

伊莎贝尔·格拉塔尔（ISABELLE GRATTARD）

让-皮埃尔、雷朋与美丽人生 塞巴·拉勒芒作品展，于「影像与环境交流」艺术节期间（11至13九月）展出，同时作为「视角的种子与颗粒」展览的一部分，展期至11月1日，地点为卢瓦-谢尔省托雷拉罗谢特的Zone i文化空间，磨坊喷泉。

照片：塞巴·拉勒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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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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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 / 漫画

异议者

作者：德夫·巴克德夫（Derf Backderf） 出版社：Ça et l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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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自《我的朋友达默》（Mon Ami Dahmer）于2012年问世以来，德夫·巴克德夫一直是美国独立漫画界的重要人物。他延续了此前对肯特州枪击事件的纪实性探索，这次将目光投向1917年的美国。通过年轻画家乔·赫特尔（Joe Hertl）的诗意形象，《异议者》讲述了好战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与《群众》（The Masses）杂志——这座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堡垒——的艺术家们之间的激烈对抗。这些艺术家遭到监视、骚扰，甚至面临被捕的威胁。

《异议者》

作者：德夫·巴克德夫 英语翻译：法妮·苏比朗（Fanny Soubiran） 出版社：Ça et là 344页，28欧元 9月11日上市

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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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每日问答

日食：星辰排成一线

作者：卡米耶·热沃当（CAMILLE GÉVAUDAN）

1. 本周三傍晚，法国本土将有90%至99.7%的太阳被月球遮挡。不抬头看天空，我们会注意到什么？

A. 白天变成黑夜 B. 天色变得如同阴天 C. 光线看起来稍微偏冷 D. 什么也不会

2. 您本该去哪里度假才能看到日全食？

A. 比利时或德国南部 B. 西班牙北部或冰岛西部 C. 格陵兰或西伯利亚泰梅尔半岛 D. 澳大利亚

3. 在这些地区，太阳被100%遮挡的时间会持续多久？

A. 几秒钟到2分钟 B. 2到3分钟 C. 3到4分钟 D. 666秒

4. 日食平均多久发生一次？

A. 每年1次 B. 每5年一次 C. 每10年一次

5. 我们何时有机会在法国看到下一次日全食？

A. 2027年5月2日 B. 2033年7月1日 C. 2081年9月3日 D. 22世纪

6. 什么是每18年出现一次的地球-月球-太阳相似配置周期，可用于预测日食？

A. 聚酯薄膜 B. 沙罗周期 C. 针孔成像 D. 日冕仪

7. 这种用于纸板日食眼镜和望远镜太阳滤镜的金属化近不透明薄膜叫什么？

8. 这种能通过遮挡太阳表面来拍摄其大气层的仪器叫什么？

9. 这种无需眼镜即可观测日食的简单装置是什么：将漏勺或筛子对准白纸，使太阳圆盘投影在上面？

7A，8D，9C

答案：1B、C和D，2B和C，3A，4A，5C，6B

海滩读物推荐

尼古拉·勒南（NICOLAS LE NEN） 《柯达珠峰口袋相机》 J'ai Lu出版社，256页，7.80欧元

今日推荐：一部精彩的冷案调查，追随珠峰幽灵乔治·马洛里和桑迪·欧文的足迹。

并非只有国家才有国旗

奥林匹克

这面旗帜由皮埃尔·德·顾拜旦于1913年亲自设计，无疑是世界上最知名的旗帜之一。流行的解释——每届奥运会都会重复——将五环的颜色与各大洲对应（红色代表美洲，黑色代表非洲，黄色代表亚洲，绿色代表欧洲，蓝色代表大洋洲）。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五环相扣确实象征着五大洲的相聚，但颜色的选择是为了让每个国家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国旗的至少一种颜色。

比例，我的美人

作者：爱丽丝·克莱尔（ALICE CLAIR）、萨维尼安·德·里韦（SAVINIEN DE RIVET）和朱利安·吉约（JULIEN GUILLOT）

蝙蝠每24小时睡20小时

动物24小时累计睡眠时间

数据来源：《动物睡眠：系统发育睡眠时长综述》

小棕蝙蝠

18,1小时

犰狳

15,8小时

树懒

14小时

蟑螂

13,2小时

大鼠

13,2小时

猫

12,9小时

比格犬

12,6小时

豚鼠

12,5小时

赤狐

10,8小时

绿头鸭

10,6小时

鸽子

10,4小时

宽吻海豚

10,1小时

刺猬

10,小时

河鲈

9,7小时

黑猩猩

8,5小时

蛎鹬

猪

山羊

奶牛

绵羊

3,3小时

大象

2,9小时

马

1,3小时

鹤鸵

20分钟

长颈鹿

0小时

海龟

1924年6月8日，乔治·马洛里和桑迪·欧文在距离珠穆朗玛峰峰顶仅数百米的迷雾中永远消失。一个故事的终结，一个谜团的开始。因为那一天，两人带走了登山史上最大的未解之谜：他们是否成功登上了世界之巅，比埃德蒙·希拉里和丹增·诺盖早了29年？这个多重谜团数十年来吸引着记者、登山者和小说家争相探索。

这正是尼古拉·勒南（Nicolas Le Nen）——登山家、军人兼作家——的新书主题。在这部高海拔悬疑小说中，他聚焦于两位登山者随身携带的著名柯达Vest Pocket相机，其胶卷或许藏有他们成功登顶的证据。

小说主人公查理是一位来自霞慕尼的登山家，一日被一位古怪的亿万富翁联系，后者梦想找到这台遗失的相机。交易达成后，我们的登山者化身山峰福尔摩斯，展开漫长调查：从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档案馆，到拉萨的登山博物馆，再到马洛里遗体于1999年被发现的可怕北坡冰壁（相机却不见踪影）。假线索、反转、悬念……一部精彩的珠峰冷案，追寻着这座山峰的幽灵足迹。

法布里斯·德鲁齐

3 € Première édition. N° 14012

MERCREDI 12 AOÛT 2026

www.liberation.fr

Au Texas, le 8 avril 2024. PHOTO BRANDON BELL, GETTY IMAGES NORTH AMERICA. AFP

IMPRIMÉ EN FRANCE / PRINTED IN FRANCE Belgique 3,20 €, DOM 3,80 €, Espagne 3,60 €, Grèce 3,50 €, Luxembourg 3,20 €, Maroc 32 Dh, Portugal (continental) 3,90 €, Suisse 3,90 C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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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VÉNEMENT

Libération Mercredi 12 Août 2026

ÉCONOMIAL

Par HAMDAM MOSTAFAVI

Céleste

Un instant suspendu. L'espace d'une heure hors du temps, tout semble s'arrêter. Nous levons la tête de nos téléphones et de nos soucis quotidiens pour nous rappeler que nous vivons sur un astre flottant dans l'univers. Dans les derniers jours qui ont précédé cet alignement rare de la Terre, de la Lune et du Soleil, une ferveur quasi mystique s'est emparée des Français, notamment à travers une recherche effrénée de lunettes. Face à l'absence des précieuses paires – indispensables, faut-il le rappeler –, ils se sont jetés sur les exemplaires de la revue Ciel et Espace, refilé les adresses des pharmacies pourvues et agglutinés devant les modestes magasins d'astronomie, peu habitués à une telle affluence. Et avant de se laisser bercer par le spectacle céleste, voilà le monde politique rattrapé par une polémique très terre à terre. Car de lunettes justement, il n'y en a pas assez. En 1999, grâce à des campagnes de prévention en amont et des distributions gratuites, le problème avait été abordé différemment mais souffrait tout de même d'un

manque de préparation. Cette fois, entre vagues de canicule et déconvenue des Bleus au Mondial, le sujet «éclipse» s'est imposé tardivement dans la sphère politico-médiatique. Pourtant, dès avril, l'association française d'astronomie alertait sur un risque de pénurie. Et comme au temps des masques du Covid, comme lors de la canicule de juin, comme face au manque de Canadair pour lutter contre les incendies, monte la petite musique de l'imprégnation alors que les dates des éclipses sont connues bien à l'avance. Mais face aux restrictions budgétaires et aux diverses urgences à régler avant 2027, le sujet «espace» ne s'est pas retrouvé au premier rang des priorités, bien qu'il soit aussi un sujet de santé publique. Au-delà de la polémique et de la passion populaire, ces éclipses sont un événement scientifique majeur : le soleil, bien qu'étudié depuis des millénaires, réserve encore bien des mystères, et le phénomène donne l'occasion de les explorer. C'est en observant le soleil que le grand astronome persan Omar Khayyam élabora, en 1079, le calendrier le plus précis du monde, et c'est aussi en l'observant qu'il composa ces vers : «Cette voûte céleste devant laquelle nous restons interdits/Nous savons qu'elle n'est qu'une sorte de lanterne magique/Le soleil est la lampe et l'univers la lanterne/Et nous les images qui tournent.»

Une éclipse partielle du Soleil, le 4 janvier 2011, à La Rosière (Savoie). PHOTO NOVAPIX BRIDGEMAN IMAGES

L'éclipse éclaire les mystères du soleil

Source d'émerveillement pour le grand public, le phénomène de ce mercredi offre un terrain d'observation exceptionnel pour les chercheurs, qui tentent de mieux comprendre cette étoile encore largement énigmatique.

Par CÂMILLE GÉVAUDAN

Puisque l'actualité de ce bas monde est souvent difficile à supporter, levons les yeux au ciel. La voûte céleste nous réserve deux grands moments de pur émerveillement en ce milieu d'été. D'abord, les traditionnelles pluies d'étoiles filantes qui nous arrosent particulièrement jusqu'à vendredi : c'est le moment où la Terre, dans sa course autour du Soleil, traverse chaque année le nuage de poussières – laissé par le passage de la comète Swift-Tuttle – qui s'embrasent sous forme d'étoiles filantes en tombant dans notre atmosphère. Ces météores viennent toutes de la même région du ciel, vers la constellation de Persée, d'où leur surnom de «Perséides». Et entre deux séances d'observation nocturne, on aura donc la chance de profiter d'un spectacle diurne exceptionnel : une éclipse solaire, mercredi.

Les Islandais, les Espagnols et les Portugais – ainsi que quelques âmes au Groenland et en Sibérie – auront le privilège de voir la nuit tomber en plein jour : l'éclipse sera totale sur une partie de leur pays, pour une durée allant de quelques secondes à deux minutes. Et sur le sol de l'Hexagone, il y aura déjà de quoi se rincer l'œil (équipé de lunettes de protection spécifiques) puisqu'au

pic de l'événement, entre 20h15 et 20h30 selon le lieu, il ne restera qu'un très fin croissant de lumière visible sur notre étoile. Le meilleur spot du territoire sera l'extrême sud-ouest : à Urepel, dans les Pyrénées-Atlantiques, 99,8% de la surface du Soleil sera masquée par la Lune. Au nord-est, au contraire, à Dunkerque ou à Strasbourg, 90% du disque solaire sera caché. Une carte publiée par l'observatoire de Paris permet de prévoir les horaires et caractéristiques de l'éclipse selon l'endroit où on se sera posté, lunettes en carton sur le nez.

Les énigmes du «vent solaire»

Le grand public amateur de féeries célestes ne sera pas seul à s'enthousiasmer pour cette partie de cache-cache que nous réserve notre étoile. En Espagne, et partout dans le monde, les astronomes professionnels se préparent à exploiter chaque seconde de cet événement rare pour faire des observations et en tirer des enseignements scientifiques : il y a certains détails de l'atmosphère solaire qu'on ne peut scruter en détail qu'à l'occasion des éclipses solaires. Et plus généralement, malgré les millénaires déjà passés à observer et étudier notre cher Soleil, on est encore loin d'en avoir percé tous les mystères. Que reste-t-il à découvrir ? L'espace est remp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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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vide... mais pas totalement. Le Soleil, par exemple, déverse autour de lui un flux continu de plasma, c'est-à-dire de particules (électrons, protons...) chargées électriquement, qui s'éloignent dans toutes les directions et filent donc, entre autres, vers la Terre. On n'a pas encore compris tous les mécanismes de formation et d'accélération de ce «vent solaire», mais plusieurs sondes spatiales mènent l'enquête. Notamment le duo de satellites Proba-3 de l'Agence spatiale européenne (ESA), capable de créer une éclipse artificielle dans l'espace pour observer la couronne solaire, partie haute de l'atmosphère de notre étoile, qui s'étend sur des millions de kilomètres, où le vent solaire trouve sa source. «Nous sommes descendus dans nos observations à l'altitude d'un rayon solaire [soit 700 000 km environ, ndlr], là où les autres sondes restent trois fois plus haut», nous explique Miho Janvier, chercheuse à l'Institut d'astrophysique spatiale et spécialiste du Soleil, qui fait partie de l'équipe scientifique de la mission Proba-3. «Là, on peut vraiment saisir le début de la propagation du vent solaire. L'une de nos découvertes intéressantes, publiée en mars, est que le vent souffle beaucoup plus vite qu'on le pensait à basse altitude. Pourquoi accélère-t-il, et le phénomène est-il homogène dans toutes les

régions autour du Soleil?» Parce que le vent solaire affecte un bon nombre de nos activités terrestres, il est apparu de plus en plus crucial ces dernières décennies de le surveiller, et même de l'anticiper.

De véritables services de météorologie spatiale ont vu le jour. «On vit dans l'atmosphère du Soleil», ou du moins dans sa zone d'influence, nous résume Barbara Perri, astrophysicienne spécialiste du Soleil au Commissariat à l'énergie atomique (CEA). «Tout ce qui se passe au niveau du Soleil va avoir un impact sur nous. Il y a des impacts sympas, comme les aurores boréales» qui sont créées quand les particules solaires percutent le champ magnétique terrestre, mais aussi d'innombrables effets négatifs. Les radiations dangereuses pour la santé des astronautes en sortie dans l'espace, les signaux GPS perturbés, les réseaux électriques surchargés, les satellites terrestres freinés dans leur orbite jusqu'à retomber... Mieux vaut donc pouvoir prédire quelques heures ou jours à l'avance les éruptions et les tempêtes solaires.

Une zone à un million de degrés

Barbara Perri fait partie de l'Organisation française pour la recherche applicative en météorologie de l'espace (Oframe), une équipe d'experts des relations Soleil-Terre qui implique le CNRS, le CEA et l'Office national d'études et de recherches aérospatiales (Onera) notamment. «On développe un modèle informatique qui nourrit les bulletins de météo spatiale de l'Agence spatiale européenne (ESA), détaille-t-elle. Dernièrement, on a intégré pas mal de technologies, dont un outil de détection automatique des trous coronaux, ces structures plus sombres à la surface du Soleil qui sont souvent les lieux de génération du vent solaire.»

Le secret pour anticiper les caprices du Soleil est de ne pas le regarder en face, mais de côté. La sonde européenne Vigil, qui sera lancée en 2031, ne se mettra pas dans l'axe entre la Terre et le Soleil mais se décalera pour voir le profil de l'autre. Le Soleil tourne sur lui-même en vingt-huit jours environ. «En se mettant sur le côté, on peut voir avec une semaine d'avance la surface qu'il va présenter à la Terre, avec ses taches et ses zones de turbulences potentiellement génératrices d'éruptions, détaille Sacha Brun, qui codirige l'équipe Oframe. On aura une vue tridimensionnelle du Soleil qui sera très utile.»

En temps normal, la couronne solaire est très difficile à observer en «lumière visible» (celle que captent nos yeux) car la luminosité intense du disque solaire nous éblouit. Mais lors de ces moments privilégiés que sont les éclipses, la surface du Soleil (dont des images en très haute résolution viennent d'être publiée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st masquée et les turbulences de son atmosphère apparaissent, comme des cheveux translucides ébourflés tout autour de l'autre. Ce mercredi fournira l'opportunité pour l'ESA «de faire des observa-

tions complémentaires, prévoit Miho Janvier. Les observations au sol seront faites en coordination avec celles de notre sonde Solar Orbiter, [qui est décalée sur le côté du Soleil]. La différence d'angle de vue nous donnera une idée de la structure en trois dimensions de la couronne solaire.»

L'éclipse est aussi le moment idéal pour voir les couches plus basses de l'atmosphère, et notamment la zone de transition entre la mince chronosphère, qui enveloppe la surface du Soleil, et l'immense couronne solaire. «Cette zone est très importante car c'est là où l'atmosphère devient soudain extrêmement chaude, passant de 10 000 à un million de degrés, nous explique Barbara Perri. Si on veut bien com-

prendre les mécanismes de transfert d'énergie, les éclipses restent le moment où on peut avoir de bonnes observations très proches de la surface.» Pourquoi la température bondit-elle à cette altitude? Pourquoi la couronne solaire est-elle si chaude?

Prévoir les prochaines éruptions

Le Soleil crache. «Le champ magnétique du Soleil vient de sous la surface, avec des sortes de boucles magnétiques qui se forment à l'intérieur, recontestualise Sacha Brun. Quand elles percent la surface, ça crée des taches solaires plus sombres. Et la déstabilisation de la surface fait qu'il peut y avoir des éruptions à ces endroits.» Un

grand flash de lumière, parfois accompagné d'une éjection de matière dans l'espace, comme une éclaboussure géante. Voilà à gros traits, ce qu'on sait de la formation des taches et des éruptions solaires. Mais les ressorts exacts de ces mécanismes sont encore à l'étude. En ce moment, nous explique Sacha Brun, «on fait une simulation informatique avancée sur les mouvements convectifs, la génération de rubans magnétiques qu'on pense être à l'origine des taches solaires, avec des lignes de champ magnétique qui changent de signe».

Il y a un phénomène mystérieux et intéressant avec les éruptions, détaille à son tour son collègue au CEA Antoine Strugarek: «Parfois, une éruption solaire à un endroit peut en déclencher une autre ailleurs, par phénomène de sympathie.» Le jeune astrophysicien a cosigné une étude complète sur le sujet en 2025, pour «caractériser le phénomène de façon systématique». On remarque par exemple que les éruptions en chaîne sont toujours à une certaine distance l'une de l'autre, «séparées d'environ 30°C en longitude sur le Soleil». En comprenant mieux cet enchaînement, les chercheurs espèrent réussir à l'anticiper pour prévoir où et quand se produiront les prochaines éruptions.

Une autre découverte de cette année montre que certaines éruptions solaires sont déclenchées par le passage d'une comète à proximité du Soleil, qui perturbe son atmosphère. «D'où l'importance de pouvoir regarder notre Soleil à 360 degrés» avec des sondes comme Solar Orbiter qui voyage et le futur Vigil, pour ne rater aucun futur passage de comète devant ou derrière le Soleil, souligne Antoine Strugarek.

Mode d'emploi pour un spectacle réussi

Où s'installer et quand lever les yeux au ciel pour voir le Soleil jouer à cache-cache avec la Lune ce soir? Comment observer l'astre en toute sécurité avec ou sans lunettes spéciales? Quelques conseils.

Le spectacle commencera vers 19h30 pour les avertis: rendez-vous dehors avec les enfants, les copains, la famille et quiconque partagera votre douce soirée de mi-août, pour lever les yeux vers l'ouest avant le coucher de Soleil. Notre boule de feu céleste sera déjà basse sur l'horizon. Après avoir chaussé les indispensables lunettes de protection en carton, on pourra s'adonner au plaisir rare de regarder notre étoile dans les yeux et de constater qu'elle n'est plus ronde. Un bout de Lune viendra la grignoter par la gauche. Une bouchée, deux bouchées, trois bouchées... L'alignement des astres prend son temps. Mais à 20h30, le travail sera fini. En France métropolitaine, le Soleil sera éclipsé entre 90 et 99% environ, ne laissant plus paraître qu'un fin croissant de lumière. L'événement est courant à l'échelle de la planète, puisqu'il se produit en moyenne deux éclipses de Soleil par an. Mais selon la distance entre la Terre et la Lune et notre site d'observation, on n'en profite

pas de la même manière. Mode d'emploi d'une séance d'observation réussie.

Manège spatial. Lors d'une éclipse, le Soleil, masqué par la Lune, projette un cône d'ombre qui se déplace sur la Terre en quelques heures. Si l'on n'est pas sur son chemin, il n'y a rien à voir. Si on a la chance d'être dans l'ombre, on profite d'une éclipse partielle (un croissant de Soleil) ou totale (Soleil masqué à 100%), voire d'une éclipse annulaire quand la Lune se trouve plus loin de la Terre que d'habitude et apparaît donc plus petite, laissant passer un anneau lumineux autour d'elle. A l'échelle d'un pays comme la France, il est exceptionnel d'apercevoir ce manège spatial: la dernière éclipse totale date de 1999, la prochaine annulaire aura lieu en 2009 et la prochaine totale en 2081. Mais il se trouve qu'une belle éclipse totale passe aujourd'hui dans le nord de l'Espagne, juste à côté de chez nous. On profitera donc d'une excellente place, juste un peu décalée, pour le spectacle (en Espagne, la phase de totalité de l'éclipse durera jusqu'à une minute et cinquante secondes). Les mieux lotis dans l'Hexagone seront les habitants et vacanciers du sud-ouest: à Hendaye, on verra disparaître jusqu'à 99,7% de la surface du Soleil, et même 99,8% à Urepel dans les Pyrénées-Atlantiques au maximum de l'événement à 20h27. Suite p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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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VÉNEMENT

Suite de la page 3 Plus on tire vers le nord-est, plus l'heure du maximum est tôt et plus la proportion de Soleil masqué décroît: 97,6% à Bordeaux à 20h24, 95% à Rennes à 20h19, 92% à Paris à 20h17, 90% à Strasbourg à 20h16... Le site dédié de l'observatoire de Paris (eclipseop.obspm.fr) ou celui amateur de Eclipsefan.org sont très bien faits pour planifier son observation: un clic sur l'importe quel coin de la carte de la France et on obtient le pourcentage d'observation et tous les horaires à la seconde près. Car la chronologie est également variable selon la latitude: la Lune commencera à ronger le Soleil à 19h18 au plus tôt à Dunkerque, et 19h34 à Bonifacio.

Lunettes. Dans tous les cas, il faudra choisir un poste d'observation où la vue est bien dégagée vers l'ouest, car le Soleil sera déjà très bas sur l'horizon. Dans la majeure partie du territoire, il se couchera même avant la fin de l'éclipse. Seul le quart nord-ouest de la France, au-delà d'une ligne passant de la Roche-sur-Yon à Lille, verra notre boule de feu redéversé entièrement ronde avant de filer sous l'horizon. Évidemment, il est hors de question de dévisager le Soleil à l'œil nu, sous peine de lésions oculaires irréversibles. Il faudra s'être procuré au préalable des lunettes en carton pour éclipse, respectant la norme ISO 12312-2 et spécialement conçues pour filtrer plus de plus de 99,99% de la lumière: on en trouve avec le magazine Ciel & Espace de l'été en kiosques, dans les magasins et les boutiques en ligne d'astronomie, dans certaines pharmacies et chez les opticiens de l'enseigne Ecouter Voir... Si vous n'avez pas pu dégoter de lunettes, la plupart des solutions de détrouille de dernière minute ne sont pas une bonne idée: il ne faut pas tenter de regarder le Soleil à travers une radiographie, du verre fumé ou un masque de soudeur... Mais en l'absence de moyen de protection, on peut quand même profiter du spectacle avec un peu d'astuce. En tenant une passoire ou une écumoire devant une feuille blanche, la lumière du Soleil passant par les petits trous projettera l'éclipse en direct sur cet écran de papier.

Outre la forme du Soleil lui-même, qui passera en une heure d'un disque plein à un minuscule croissant, on aura aussi l'occasion d'observer des taches noires à la surface de l'astre. Ces «taches solaires», plus froides que le reste de la surface (à 5500°C environ) et qui abritent une intense activité magnétique, sont encore nombreuses sur le Soleil en cette saison. Une centaine de taches en moyenne étaient visibles simultanément

Il ne faut pas tenter de regarder le Soleil à travers une radiographie, du verre fumé, ou un masque de soudeur...

sur notre étoile en mai et en juin. A son dernier maximum d'activité, en août 2024, on en comptait plutôt 215 en même temps. Notre étoile vit selon des cycles de onze ans environ, et le dernier pic est passé il y a deux ans. Nous sommes depuis en phase descendante, mais ça bouillonne encore pas mal. En revanche, inutile d'espérer distinguer la couronne solaire, cette haute atmosphère solaire qui devient visible sous la forme d'une chevelure argentée lors des éclipses totales: une obscuration de 90 à 99,8% telle qu'on l'aura en France ne suffit pas à ce que la magie opère. On ne verra pas non plus la nuit tomber en plein jour, car la baisse spectaculaire de luminosité ne se produit qu'au-delà de 99,9% de couverture du Soleil. Au mieux, on pourra trouver que la lumière ambiante semble un peu plus froide que d'habitude. Et quiconque se trouvera dehors à 20h20 sans savoir qu'il y a une éclipse ne remarquera probablement rien du tout.

Comme pour les Nuits des étoiles, des séances d'observation publiques sont organisées partout en France: la carte est disponible sur le site de l'Association française d'astronomie. Les astronomes amateurs auront quelques lunettes à prêter et des heures d'explications passionnantes à partager; certains clubs en profiteront même pour sortir des télescopes équipés de filtres solaires.

Et si, après cette soirée qu'on espère sans nuages, vous êtes devenu accro, bonne nouvelle: il reste assez de temps pour organiser un voyage en Afrique du Nord l'été prochain et admirer la prochaine éclipse totale le 2 août 2027. Certains astronomes lui confèrent le titre d'«éclipse du siècle» en raison de sa durée record: la phase de totalité durera jusqu'à six minutes et vingt secondes à Lousor, en Egypte, et de belles périodes de quatre à cinq minutes au Maroc, en Tunisie, en Algérie, dans le sud de l'Espagne et jusqu'à l'Arabie saoudite (là où celle de cet été ne durera qu'une à deux minutes). En juillet 2028, une dernière éclipse totale, assez longue elle aussi, viendra conclure ce chouette trio en balayant l'Australie.

CAMILLE GÉVAUDAN

Des lunettes en rupture de stock «depuis une semaine»

Les fabricants, surpris par l'emballement populaire autour du phénomène, n'ont pas réussi à répondre à la demande.

En cette veille de première éclipse totale du XXIe siècle en Europe, trouver une paire de lunettes pour regarder ce phénomène astronomique sans se brûler la rétine relève de la mission impossible. Ou presque. Dans sa pharmacie parisienne, Venge Shea a ainsi vu les derniers arrivages disparaître à grande vitesse: «On en vendait cinquante par jour, mais depuis samedi, nous n'avons plus rien», explique-t-il. Même constat dans cette officine du XIIIe arrondissement: «On est en rupture de stock depuis ce week-end. On n'avait pas anticipé que les gens seraient aussi intéressés par l'éclipse», soupire la pharmacienne, qui n'a toutefois pas prévu de passer de nouvelles commandes: «C'est trop tard là.» Il faut dire que les fabricants sont eux-mêmes confrontés à des diffi-

cultés pour suivre la demande. «On est en rupture de stock depuis une semaine», constate Benoît de Montessus, le dirigeant du laboratoire Docteur B, qui a déjà vendu «plusieurs centaines de milliers» de ses lunettes spéciales éclipse. Il estime que «25 à 30 millions de lunettes pourraient être vendues en France» pour l'occasion. Soit nettement plus qu'en août 1999, lors de la précédente éclipse solaire totale dans l'Hexagone. Pour ce dirigeant, cet engouement est lié «à une meilleure circulation de l'information dans les médias et les réseaux sociaux». Certains petits malins en profitent pour faire gonfler les prix. Dans les pharmacies, ces lunettes sont censées ne pas dépasser les 2,90 euros. Mais elles sont parfois proposées à Seuros. De quoi réaliser une confortable marge, car le coût de fabrication de ces produits s'échelonne entre 20 et 80 centimes. «Voir des pharmaciens les vendre à ce prix, je trouve ça totalement inadmissible», s'agace Benoît de Montessus. Quant aux arnaques, elles sont aussi légion. Le Parisien a ainsi repéré que

le magazine Eclipse Solaire, créé spécialement pour l'occasion, propose des binocles qui ne sont pas aux normes. Face à cette ruée, le gouvernement assure avoir renforcé les contrôles: «Afin de garantir la sécurité des consommateurs, la direction de la répression des fraudes a engagé une

campagne nationale de contrôles auprès des fabricants, importateurs et distributeurs de lunettes d'éclipse.» Et de préciser que «près de 90 professionnels» ont déjà eu la visite des agents de la répression des fraudes. Pour ne courir aucun risque, il est toutefois recommandé de vérifier l'état des lunettes en ouvrant les

TONDELIER DÉNONCE «L'IMPRÉPARATION» DU GOUVERNEMENT

«Quel fiasco!» Marine Tondelier s'en est prise au gouvernement, mardi, dans un communiqué où elle dénonce un manque d'anticipation et l'absence d'une large distribution de lunettes de protection pour observer l'éclipse solaire de mercredi. «Que se passe-t-il dans notre pays pour que la santé publique ait ainsi été reléguée au second plan? Pour qu'on ne sache plus anticiper, jusqu'à ne pas garantir à toutes et tous l'accès aux lunettes de protection indispensables pour observer une éclipse solaire en toute sécurité?», interroge la candidate des Ecologistes à la présidentielle. Sur X, la porte-parole de Lutte ouvrière, Nathalie Arthaud, avait rappelé, qu'en 1999, «30 millions de lunettes gratuites [avaient été] massivement distribuées pour l'éclipse». Le ministère de la Santé assure, de son côté, que «les messages et recommandations de protection» ont été «largement diffusés auprès de la population».

sachets afin de s'assurer qu'elles ne présentent aucun défaut. Et de les essayer dans une pièce sombre puis dans un environnement éclairé, pour s'assurer qu'elles filtrent correctement la lumière. Elles doivent également répondre à la norme ISO et à la norme CE.

Lors de l'éclipse, il est non seulement nécessaire de bien les positionner devant les yeux, mais aussi, comme le précise le pharmacien Venge Shea, «de respecter des pauses régulières pendant l'observation. Ce n'est pas parce qu'on a des lunettes qu'on peut regarder l'éclipse pendant une heure et demie. Ce sont trois minutes, puis une pause».

Pas question non plus de ressortir les vieilles lunettes de 1999. «Le filtre ne marche pas, même si elles ont été bien protégées, elles ne fonctionnent plus», met en garde le professionnel de santé. Prudence aussi avec les appareils photo et les smartphones pour lesquels il faut prévoir des petits filtres afin de ne pas les endommager durant ce miracle cosmique.

BERGEMY MACK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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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petit miracle cosmique» et touristique pour les villages de l’«Espagne du vide»

La région de Castille-et-León est l’un des rares endroits au monde où l’éclipse sera visible dans sa totalité. Habituellement peu visitée, elle accueille pour l’occasion un demi-million d’astrotouristes.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l’hôtel et le gîte rural de Bermillo de Sayago affichent complet. Ce village de 1000 habitants, situé au milieu de la plaine de Castille-et-León, à une demi-heure de Zamora, est frappé par la fièvre de l’astro-tourisme. Le nord-ouest de la péninsule ibérique, terre dépeuplée et oubliée du tourisme de masse, est l’un des rares endroits au monde où l’éclipse solaire sera visible dans sa totalité. «Un petit miracle cosmique pour notre province qui fait partie de l’Espagne du vide», assure avec un grand sourire la maire de Bermillo de Sayago, Angeles Martinez. Depuis des mois, la province de Zamora se prépare à cet événement mondial. La logistique a été tout un défi pour accueillir les milliers de touristes à la recherche du meilleur spot pour observer le spectacle solaire.

«UNE CHANCE INCROYABLE» Il a fallu aussi préparer la population locale et les municipalités, qui ont sollicité des renforts en pompiers, médecins et policiers. Des membres de l’association d’astron-

Le belvédère «El Rayo Verde», à San Vicente de la Barquera (Espagne), le 9 août. Ce point culminant sera pris d’assaut, mercredi, au moment de l’éclipse solaire.

mie locale ont été recrutés par la région pour préparer le terrain et faire de la vulgarisation scientifique dans une vingtaine de villages. Saul Garrido, passionné depuis l’enfance par les étoiles, a pris très à cœur sa mission. «Nous avons passé trois jours complets à parcourir toute la province de Zamora pour trouver les meilleurs lieux pour voir l’éclipse. Parmi les critères, il y a évidemment le temps de durée de l’éclipse totale, là où on peut la voir le plus long-

«Des milliers de personnes de différents pays ont mis le nom de Zamora sur une carte grâce à l’éclipse.» Victor López de la Parte responsable du tourisme

temps possible, les zones les plus accessibles, notamment pour les personnes qui ont des difficultés pour se déplacer, trouver un terrain plat, facile pour se garer et enfin avoir un horizon plat pour offrir une meilleure visibilité.»

Ce jour-là, dans la petite salle de réunion de la mairie de Bermillo de Sayago, le trentenaire a installé un projecteur pour expliquer aux habitants les mécanismes d’une éclipse solaire. Une vingtaine de person-

nes, beaucoup de retraités, ont pris place et regardent, émerveillés, les images sur l’écran. Ils repartent avec des lunettes gratuites financées par la région. Pablo, employé de mairie, est très excité par l’événement qu’il va suivre en famille à Puebla de Sanabria, dans le nord de la province de Zamora: «Ici, il ne se passe jamais rien, alors on a une chance incroyable que cela tombe chez nous.» A ses côtés, Miriam, la quarantaine, avoue être un peu fatiguée par toute cette ferveur: «On ne parle que de ça, comme si c’était la fin du monde après l’éclipse! Et puis, on n’est pas habitués à ce surtourisme», dit-elle en se plaignant qu’il faille désormais réserver une table dans son restaurant habituel.

RETOMBÉES ÉCONOMIQUES

A Zamora, dans un ancien palais du centre historique, le responsable du tourisme pour la province, Victor López de la Parte, se frotte les mains. L’éclipse est vue comme un tremplin pour faire découvrir l’ensemble de la région et attirer un nouveau profil de visiteurs, qui, d’ordinaire, préfèrent la formule «soleil et plage» du littoral méditerranéen. «Des milliers de personnes de différents pays ont mis le nom de Zamora sur une carte grâce à l’éclipse. Ils en profitent du coup pour découvrir notre patrimoine culturel, notre nature et notre gastronomie. On espère qu’après ce 12 août, les gens aient envie de revenir faire du tourisme chez nous.»

A Bermillo de Sayago, on n’avait encore jamais vu de touristes japonais ou américains. «Nous allons tout faire pour les choyer!» assure la maire Angeles Martinez. Cette Espagne oubliée des circuits touristiques a bénéficié en partie de la surfréquentation de l’archipel des Baléares, autre spot pour apprécier l’éclipse dans sa totalité. «Nous avons eu des demandes de la part de tours opérateurs américains, norvégiens ou du nord de l’Europe qui cherchaient des places d’hôtels. On n’avait jamais travaillé avec eux!» Les retombées économiques sont déjà perceptibles, en tout cas dans l’hôtellerie, où le taux d’occupation est de 100 % dans toute la région pour mercredi. Un demi-million de visiteurs sont attendus en Castille-et-León, cette semaine.

L’astronome amateur Saul Garrido espère, lui aussi, gagner de nouveaux adeptes aux mystères du ciel: «Nous voulons aller plus loin que l’effet éclipse, que cela ne se résume pas à un événement purement touristique. On aspire à ce que les gens, à travers ce phénomène céleste, découvrent et se passionnent pour l’astronomie, on veut réveiller leur curiosité sur ce loisir et sur cette science.»

Préparation de la retransmission mondiale de l’éclipse à Villalibado, près de Burgos (Espagne), le 10 août. PHOTOS CESAR MANSO AFP

DIANE CAMBON

Correspondance à Mad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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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E

Sunali Khatun et sa famille, de retour chez eux, dans le village de Paikar, dans l'Etat indien du Bengale-Occidental, le 12 juillet.

Dans le nord-est de l'Inde, la chasse aux «infiltrés» musulmans

Depuis sa victoire électorale dans l'Etat du Bengale-Occidental, le BJP ultranationaliste de Narendra Modi multiplie les détentions et tente d'expulser les personnes de confession musulmane de la région. Des habitants souvent installés depuis des années et qui peinent à prouver leur nationalité indienne.

Par CYRILLE CHARPENTIER Envoyé spécial à Calcutta (Inde) Photos RANITA ROY

Des nuages noirs se reflètent dans les rizières inondées. Une dizaine de gardes-frontières indiens se précipitent pour enfiler un ciré sur leur treillis ; d'autres attrapent à la va-vite un parapluie. Ce jour-là, les membres de la Border Security Force (BSF) montent la garde sur le poste de contrôle d'Hakimpur, le dernier avant la frontière avec le Bangladesh. Ici, en 1947, une ligne de démarcation a coupé en deux le Bengale, la province la plus prospère du Raj britannique. L'Inde a hérité de la partie occidentale, à majorité hindoue. Le Pakistan a récupéré la partie orientale, principalement musulmane, devenue ensuite le Bangladesh, en 1971. Aujourd'hui, de part et d'autre de la frontière, il est presque impossible de différencier les habitants des deux pays : même langue (le bengali), même cuisine, mêmes visages.

L'orage éclate. A quelques mètres des premières barricades, des femmes vêtues de saris multicolores se précipitent sous un auvent. Elles attendent l'autorisation pour passer depuis l'Inde vers le Bangladesh. A l'abri, elles réajustent leur voile, en riant des BSF qui, stoïquement, font le piquet sous la mousson. Plusieurs fois par semaine,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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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traversent la frontière pour vendre du sucre ou des bidons d'huile. Ce petit trafic est toléré par les BSF, qui ont d'autres préoccupations. Leur mission est claire : arrêter les «infiltrés», la priorité absolue du nouveau gouvernement provincial du Bengale-Occidental, qui a annoncé vouloir faire la chasse aux migrants venus du Bangladesh voisin.

«PEUR D'ÊTRE ARRÊTÉS, ENFERMÉS, TORTURÉS»

Le 4 mai, le 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 du Premier ministre Narendra Modi a remporté une victoire écrasante aux élections régionales de cet Etat indien du nord-est, faisant tomber un bastion historique de l'opposition au pouvoir central de New Delhi. Tout juste élu, le ministre en chef, Suvendu Adhikari, s'est attelé à appliquer une de ses principales promesses de campagne : lutter contre l'immigration illégale. Non loin de là, dans une échappe de thé mitense, nous sommes convenus d'un rendez-vous discret avec Hassan. Ce jeune homme, qui souhaite utiliser un pseudonyme, connaît la frontière comme sa poche.

Pendant des années, il a organisé le passage clandestin de centaines de personnes, dans les deux sens, moyennant quelques dizaines d'euros. «Traverser la frontière, c'était un jeu d'enfant, se vante-t-il. Ça ne coûtait presque rien, 6 000 ou 7 000 roupies [entre 50 et 60 euros, ndlr]». Mais, depuis les élections, le passeur n'a presque plus de clients. «Avant, on faisait passer 100, parfois 200 personnes par jour. Maintenant, c'est deux, peut-être trois.» Les prix, eux, ont doublé : «Un passage se négocie autour de 15 000 roupies par personne [135 euros environ, ndlr]». Les gardes-frontières ont eux-mêmes été affectés par les conséquences des nouvelles directives. «Ils sont en colère contre le BJP car ils ne perçoivent plus les commissions des passeurs», affirme Hassan.

Le passeur dénonce la politique islamophobe du gouvernement : «Ils ne veulent tout simplement pas des musulmans. Les hindous, eux, sont les bienvenus, parce qu'ils votent à 100 % pour le BJP.» Ciblés par cette chasse aux «infiltrés», beaucoup de musulmans originaires du Bangladesh préfèrent rentrer chez eux de leur propre gré. «Ils ont peur d'être arrêtés, d'être enfermés pendant des mois, voire torturés», relate Hassan. Suvendu Adhikari s'est félicité de ces départs volontaires, preuve selon lui du large succès de sa politique. «Nous avons déjà expulsé 10 000 migrants illégaux et 1 800 autres attendent dans douze centres de rétention», a-t-il déclaré le 23 juin.

Libération a pu visiter l'un de ces centres, à une quinzaine de kilomètres d'Hakimpur. Des barrières en bois et en métal signalent que cette ancienne salle des fêtes a été reconvertie en prison temporaire à la hâte. Sur ces clôtures, les migrants font sécher leur linge, seul signe de vie visible depuis la route. Par intermittence, un visage apparaît entre

les barreaux. «Le centre a ouvert ses portes en mai, précise un policier en faction. En ce moment, 122 migrants sont retenus ici.» Selon lui, personne ne s'y trouve contre sa volonté. «Comme ils n'ont pas les documents nécessaires, on ne peut rien faire tant que Dacca [la capitale du Bangladesh, ndlr] n'a pas validé leur identité», assure-t-il. Il est interdit aux journalistes de parler aux migrants du centre. Impossible donc de savoir si leur départ est réellement choisi, ni de vérifier de manière indépendante leur citoyenneté, qu'elle soit indienne ou bangladaise.

En Inde, prouver sa nationalité relève parfois du parcours du combattant : les autorités peuvent exiger des preuves remontant sur plusieurs générations, comme les actes de naissance des parents, voire ceux des grands-parents. Des documents que des millions de familles rurales n'ont jamais eus en leur possession. Des opérations similaires de traque des «infiltrés» se déroulent depuis des années dans

d'autres Etats dirigés par le BJP. Elles visent également les musulmans bengalis, sommés de prouver leur nationalité indienne, sous peine d'être considérés comme originaires du Bangladesh. Sunali Khatun en a fait l'amère expérience. Cette Indienne réside aujourd'hui dans son village natal, au nord du Bengale-Occidental. Jusqu'en 2025, elle vivait avec son mari et son fils de 8 ans à Delhi. Le 17 juin, la police est venue chercher toute la famille chez elle. «Ils ont menacé de nous frapper si nous ne restions pas tranquilles», se souvient-elle.

DIX JOURS DANS LA JUNGLE SANS NOURRITURE

Sunali Khatun a présenté sa carte d'identité. «Mais ils ont continué à penser que je n'étais pas indienne. Ils disaient que c'étaient de faux documents.» Trois jours au poste, puis sept jours en détention, avant qu'elle et sa famille ne soient conduites à l'aéroport de Delhi. «On

ne voyait que les nuages», dit-elle du premier vol de sa vie. Après l'atterrissage dans un lieu inconnu, la famille est conduite jusqu'à un poste-frontière avec le Bangladesh. Puis des membres des BSF les poussent de l'autre côté, en menaçant de tirer s'ils osent se retourner. Pendant dix jours, la famille survit

dans la jungle côté bangladais, sans nourriture. Recueillis par des villageois, ils finissent par se retrouver à Dacca, où ils errent durant huit jours, avant de tenter de repasser en Inde près d'une ville frontalière, dans l'ouest du Bangladesh. Sans papiers, ils sont finalement arrêtés. Sunali Khatun passera 101 jours en détention. Elle n'a pu revenir en Inde qu'après une longue bataille judiciaire.

Le 26 septembre 2025, la Haute Cour de Kolkata juge leur déportation illégale et ordonne leur rapatriement. Le gouvernement central fait appel devant la Cour suprême, qui accorde une libération sur des bases humanitaires. Sunali Khatun,

enceinte, et son fils ont été autorisés à rentrer le 5 décembre. Elle a accouché trois jours plus tard. Son mari, lui, n'a pu rentrer que début juillet de cette année. Sunali Khatun ne sait toujours pas pourquoi elle a été arrêtée en 2025. Aucune explication officielle ne lui a été donnée. Elle soupçonne qu'un voisin les aurait dénoncés. «On parle bengali à la maison, et dans notre quartier, beaucoup de familles sont musulmanes. Alors peut-être que quelqu'un a transmis ces informations à la police.»

Le cas de Sunali Khatun n'est pas isolé. Lors de ce reportage, Libération a pu interviewer une autre famille, dont la nationalité indienne a également été niée, à tort, par les autorités. Contacté, le porte-parole du BJP au Bengale-Occidental n'a pas donné suite à nos demandes d'interview. A quelques kilomètres du poste-frontière de Hakimpur, Fazlul Haque, 70 ans, reçoit dans une petite maison, cachée sous une végétation luxuriante. Militant communiste, il occupe ses journées en essayant de vendre le journal du parti à tous ceux qu'il croise. Depuis les élections régionales, il est en colère. Son village a été frappé de plein fouet par la révision des listes électorales, menée juste avant le scrutin de mai. Selon le Sabar Institute, plusieurs millions de noms, en grande majorité musulmans, ont été supprimés des registres avant les élections. Fazlul Haque affirme connaître 70 personnes dans cette situation.

DES NOMS «RADIÉS» DES REGISTRES ÉLECTORAUX

«Ces musulmans vivent ici depuis des décennies et n'ont aucune raison d'être radiés. Ce sont des citoyens indiens», explique-t-il. Certains de ses voisins sont quant à eux des migrants originaires du Bangladesh. Mais, comme ils sont hindous, ils bénéficient d'une naturalisation facilitée grâce à une loi controversée sur la citoyenneté, adoptée en 2019. Une injustice, s'indigne-t-il : «Si on désigne les migrants comme des «infiltrés», pourquoi faire une différence entre hindous et musulmans?»

Cette différence soulignée par Fazlul Haque est au cœur de l'idéologie du 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la matrice du nationalisme hindou, dont le BJP est l'émanation politique. Les pères fondateurs de cette organisation considèrent les religions abrahamiques, et particulièrement l'islam, comme étrangères au sous-continent indien. Ce rejet s'accompagne de prédictions démographiques alarmistes. Selon eux, à terme, les hindous ne seraient plus majoritaires en Inde, supplantés par les musulmans. Les dernières statistiques nationales rejettent pourtant ces prévisions : de l'indépendance à nos jours, les hindous sont passés de 84 % à 80 % de la population indienne. Les taux de natalité des différentes communautés sont aujourd'hui très proches. Mais le fantasme d'un «grand remplacement» version indienne prospère toujours. ➤

Le poste de contrôle de Hakimpur, à la frontière du Bangladesh et de l'Inde, le 11 juillet.

Un des fils de Sunali Khatun devant leur maison à Paikar. La famille avait été expulsée en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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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ÉSIDENTIELLE

Souviens-toi l'été...

2011, le coup de pouce de Chirac à Hollande

Le 11 juin, en Corrèze, l'ex-président surprend la droite en assurant que «si Juppé n'y va pas», il votera pour le socialiste en 2012. Inattendu, ce soutien de taille renforce la stature du candidat aux ambitions raillées, qui remportera la primaire du PS puis l'élection suprême.

Par

SACHA NELKEN

C'est bien la première fois, ce samedi 11 juin 2011, que le parking du Musée du président Jacques Chirac, situé dans la minuscule ville de Sarran en Corrèze, déborde de berlines noires. Ce jour-là, l'exposition d'objets chi- nois en bronze et or, prêtés par l'homme d'affaires et collectionneur Peter Kwok, a fait venir du monde. Et pas n'importe qui! Jacques Chi- rac lui-même, affaibli et de plus en plus rare en public, est là, accompa- gné de son épouse Bernadette, élue locale. Marchant péniblement, l'ex- taulier de la droite fait la visite aux côtés du président du conseil géné- ral et candidat à l'investiture socia- liste pour la prochaine présiden- tielle, François Hollande. Devant les nombreuses caméras, l'ancien maire de Paris dit avoir «beaucoup d'estime pour François». Mais ne s'arrête pas là. Jamais avare d'une saloperie contre Nicolas Sarkozy qu'il exécère, Chirac affirme et réaf- firme que «si Juppé n'y va pas», il «votera Hollande» à l'élection su-

SÉRIE 4/6

Dix mois avant une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le paysage politique est souvent bien différent de celui qui s'offre aux Français le jour du 1er tour. Tout le mois d'août, le service politique de Libération replonge dans les archives pour rappeler qu'il faut – souvent – faire attention : la vérité d'un été ne fait pas (forcément) celle du printemps suivant.

prême qui se profile. Contre son an- cien ministre, donc, pourtant mem- bre de sa famille politique. «Une plaisanterie», souligne l'ex-chef du PS alors que dans son entourage certains sont inquiets. Et si le sou- tien d'un ex-président du RPR puis de l'UMP effrayait les militants ro- ses, invités à choisir leur candidat quelques mois plus tard? C'est qu'en ce début d'été 2011, Fran- çois Hollande n'est plus un candidat

comme les autres dans la primaire socialiste qui l'oppose à Martine Au- bry, Arnaud Montebourg, Manuel Valis, Ségolène Royal et Jean-Michel Baylet. Le Corrèzien, que beaucoup appelaient encore «Monsieur 3%» quelques mois plus tôt et dont on moquait les ambitions élyséennes, est désormais le favori de l'élection interne. Un coup du destin, diront certains après l'arrestation du pa- tron du FMI, Dominique Strauss- Kahn, que beaucoup annonçaient déjà à l'Élysée, le 14 mai, sur fond d'accusations d'agression sexuelle, de tentative de viol et de séquestra- tion. Mais pas seulement, martèlent les proches du futur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Quand la chute de «DSK» intervient, cela fait déjà des années que leur champion laboure la France et passe ses journées et ses soirées dans toutes les fédérations socialistes du pays. D'ailleurs, les plus fidèles restent persuadés au- jourd'hui que l'ancien maire de Tulle l'aurait emporté même avec l'ex-ministre de l'Économie sur son chemin. «Il avait pris un coup d'avance par rapport à ce qui est ar- rivé que personne ne pouvait antici-

Jacques Chirac accueilli par François Hollande au musée de Sarran,

per, c'est-à-dire l'implosion en vol de Dominique Strauss-Kahn. Dès lors que ce dernier n'était plus candidat, il est devenu le favori de la primaire», observe aujourd'hui l'ancien strauss-kahnien Pierre Moscovici.

TRANSFORMATION

PHYSIQUE

En tout cas, cet été-là, Hollande n'est plus le même. Terminé «le monsieur petites blagues bouboule», dixit un de ses anciens ministres. Le candidat à la candidature apparaît amaigri. La perte de poids specta- culaire est estimée à une grosse quinzaine de kilos. Elle est le fruit d'un régime strict, bien sûr, et d'une pratique régulière du sport. «Sa compagne de l'époque, Valérie Trier- weiler, lui a fait faire beaucoup de vélo pendant leurs vacances dans les Landes», raconte un intime. «Il y a une prise de conscience qu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est un sport de haut niveau et qu'il faut être en condition physique pour supporter une cam- pagne», explique une proche. Mais au-delà du seul confort personnel, la transformation physique doit

aussi envoyer un message. «C'était la traduction d'une volonté, assure l'ancien ministre de l'Économie Mi- chel Sapin. Cela montrait aux gens une réelle détermination. C'est très important.»

La période estivale de 2011 est aussi le moment où le statut de favori de François Hollande est conforté par de nombreux ralliements. Après avoir hésité à se présenter pour por- ter la ligne strauss-kahnienne dans la primaire, Pierre Moscovici décide de soutenir le Corrèzien. «Il était le candidat le plus rationnel, le plus mainstream, le moins clivant. Il avait de l'expérience, il n'excitait personne mais il avait cette capacité à incarner une gauche raisonnable et socialiste en même temps. Donc, pour ces raisons-là, je pensais qu'il était mieux placé que Martine Aubry qui risquait d'être plus clivante et donc de ne pas gagner la présiden- tielle», justifie aujourd'hui celui qui affirme être arrivé dans l'équipe de Hollande avec une «cinquantaine» de parlementaires. L'ancien proche de Ségolène Royal Vincent Peillon et son courant l'Espoir à gauche font le même choix. Tout comme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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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Corrèze, le 11 juin 2011. PHOTO JEAN-PIERRE MULLER. AFP

patron des députés, Jean-Marc Ayrault, qui expliquait à l'époque à Libé que le Corrézien «a les qualités pour faire gagner la gauche et rassembler même au-delà»: «Il est courageux et saura faire face aux épreuves qui l'attendent.» Forcément, les ralliements entraînent une certaine réorganisation. «Pour la première fois, François Hollande doit demander à des amis de faire de la place à d'autres. Quand tu t'agrandis, ceux qui arrivent après coûtent plus cher donc tu sacrifies les proches», se souvient le maire de Puy-l'Évêque, et proche de l'ex-édile de Tulle, Rémi Branco.

«PRÉSIDENT EXCESSIF» VS «PRÉSIDENT NORMAL»

Porté par de bons sondages, François Hollande fait campagne en affirmant qu'il est le seul de sa famille politique à pouvoir faire gagner la gauche. «Il ne s'agira pas seulement de désigner le candidat socialiste mais de lui donner la force d'être le prochain président», répond-il, par exemple, le 15 juin 2011, lorsque Libé lui demande en quoi il ferait un meilleur candidat que Martine Au-

Aubry, sa principale concurrente. Pendant que son entourage attaque la maire de Lille sur son côté clivant et la décrit comme une candidate par défaut, elle qui refusait de se présenter face à DSK et qui s'est lancée dans la course après l'arrestation de ce dernier, le futur vainqueur garde ses flèches pour Nicolas Sarkozy. Face au «président excessif», lui promet d'être un «président normal». «Il ne s'agit pas de nier le caractère exceptionnel de la fonction et des qualités qu'elle exige mais de mettre en cause un comportement, celui de la concentration du pouvoir, et une pratique, celle d'une prétention à vouloir décider de tout à laquelle correspond un manque de respect à l'égard des citoyens», développe-t-il. Mitrailler le futur opposant en épargnant ses concurrents pour apparaître comme rassembleur. Rapidement convaincus que leur candidat remportera la primaire, les membres du premier cercle de François Hollande croient voir «quelque chose se passer» sur le terrain cet été-là. En vacances dans le Sud-Ouest, le socialiste décide de découvrir les coutumes locales

aux côtés d'élus du coin. Le sénateur des Landes, Jean-Louis Carrère, l'amène, par exemple, assister à la fête pastorale à Larrau dans le Pays basque. «Il avait été très bien accueilli alors qu'à la base il ne jouissait pas d'une grande popularité dans ce coin-là», se souvient un ami. Son passage sur la 14e étape du Tour de France, le 16 juillet, sur le plateau de Beille, marquée des encouragements à la pelle était aussi extrêmement parlant, assure le même. «Les organisateurs nous disaient n'avoir jamais vu ça et que ce jour-là, ils avaient compris qu'il serait président», poursuit une proche du Corrézien. Trois mois plus tard, François Hollande l'emportera bien au second tour de la primaire face à Martine Aubry avec 56% des suffrages et s'installera à l'Élysée au mois de mai suivant le temps d'un quinquennat toujours décrié aujourd'hui. Pour Pierre Moscovici, si son camarade socialiste a été «un remarquable candidat», il n'a pas été «un grand président».

Prochain épisode : 2016, le ministre Macron en marche vers la démission

Une rentrée pour préparer son recours

Interviews, livre programmatique, débat... François Hollande, qui ne participera pas à la primaire de son camp, assume de préparer sa candidature au cas où Raphaël Glucksmann trébuche ou renonce.

Ce coup-ci, il ne s'en cache pas. Alors qu'en 2022 il avait fait mine de ne pas s'intéresser à la présidentielle et attendu un faux pas d'Anne Hidalgo pour s'avancer en éventuel recours, François Hollande assume de se préparer pour 2027 en cas de chute de Raphaël Glucksmann dans les sondages ou de refus d'obstacle de l'euro-député Place publique. Un accident dans la primaire à venir des socialistes est si vite arrivé... «On est en deuxième rideau. On va laisser passer la primaire et on fera un état des lieux après, affirme clairement l'un de ses porte-parole, Wilfried Paillhes. Aujourd'hui, c'est Raphaël Glucksmann qui porte le maillot jaune. C'est à lui de pédaler. S'il y arrive, on le suivra et on travaillera avec lui. Mais s'il arrête de pédaler, nous sommes là.» Et cette rentrée 2026 doit être la deuxième étape de la «préparation» de l'ancien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à trouver un nouveau «trou de souris» pour se retrouver candidat une deuxième fois.

Manœuvre. Après plusieurs mois à démontrer qu'il est bien dans les starting-blocks – interview dans Marianne, réunion de ses soutiens à la question du Sénat, création d'un microparti baptisé Démocratie 2030, recherche de nouveaux locaux de campagne dans Paris... – et un été «studieux», nous vend son

Pendant que son camp discutera conditions d'organisation de la primaire, Hollande s'engagera dans une tournée de dédicaces.

entourage, entre le Gers et la Corrèze, Hollande fera sa rentrée le vendredi 28 août à Blois, au premier jour du Campus du Parti socialiste. L'ancien chef de l'Etat ne participera néanmoins à aucune table ronde. Ses proches assurent qu'il programme une arrivée à un horaire qui «n'emmerde pas Olivier» Faure. «Il viendra juste saluer les militants, poursuit-on dans son équipe. Il ira se poser dans des cafés avec des amis.» But de la manœuvre : démontrer que le temps où il était critiqué dans sa propre famille politique est bel est bien révolu à l'heure où c'est un cousin éloigné, Raphaël Glucksmann, qui doit cette année se faire accepter. Voilà donc pour l'image.

Pour le son, il faudra attendre le lendemain, à Sens (Yonne). A l'invitation de l'ex-ministre de l'Education Jean-Michel Blanquer et de son «Laboratoire de la République», Hollande y débattra avec Edouard Philippe. «Pendant dix ans, il n'a débattu avec personne, rappelle-t-on dans son entourage. Le premier qu'il a fait, c'était déjà avec Philippe chez les Gracques (en avril, ndlr). C'était le signal qu'il se remettait dans le jeu. On voulait changer la perception que les gens ont de lui.»

«Orbite». Et après une grande interview prévue dans le Point fin août, François Hollande enchaînera les médias (France Inter, France S...) pour la promo d'Unir. Nouveau monde, nouvelle gauche, en librairie le 3 septembre, «un livre programmatique avec la somme de ses réflexions depuis dix ans dans lequel il fait plusieurs propositions détonantes», dit-on dans son équipe. Résultat : pendant que son camp discutera conditions d'organisation de la primaire avec son lot de polémiques, l'ancien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s'engagera dans une tournée de dédicaces et répétera pourquoi il ne participe pas à cette désignation interne. «François Hollande n'est pas candidat car les conditions d'une bonne primaire ne sont pas réunies, martèle Wilfrid Paillhes. C'est fait à l'arrache, avec une campagne courte, dans une période où les gens ne seront pas dedans et avec un corps électoral très restreint. Cette primaire ne mettra pas en orbite le candidat qui en sortira vainqueur.» Où comment, déjà, mettre quelques bâtons dans les roues du maillot jaune pour provoquer sa chute...

LILIAN ALEMAG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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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Par MAUD MATHIAS

«On leur a dit que c'était simple, qu'ils passaient leurs vacances en Thaïlande et qu'après, ils avaient juste à enregistrer des valises remplies de téléphones à l'aéroport.» Jeudi, Asta, 23 ans, se ronge les sangs. Elle n'a plus de nouvelles de son petit frère Ibrahim, 18 ans, depuis plus de deux semaines. Ce dernier est actuellement détenu à la prison de Pik Uk, à Hongkong, selon un document officiel que Libération a pu consulter. Le ressortissant français est en détention provisoire depuis son arrestation à l'aéroport lors d'une escale le 14 juillet, où les autorités ont découvert 16 kilos de cannabis dans les bagages enregistrés à son nom. Le jeune homme affirme n'avoir pas su ce que contenait la valise avant son ouverture. Selon le récit d'Asta, son frère aurait participé à un «plan Thaïlande». La promesse a de quoi faire rêver : sur des flyers diffusés en stories sur le réseau social Snapchat, une personne qui se présente comme gérant d'une «activité d'achat et revente de smartphones [...] avec une partie de la logistique basée en Thaïlande» recherche des «personnes sérieuses qui souhaitent voyager tout en étant rémunérées» afin «d'optimiser les coûts des transports». Concrètement, une semaine de vacances tous frais payés en Thaïlande, avec argent de poche sur place et même une somme versée (de 1500 à 3000 euros selon les affiches) une fois la «mission» accomplie. Selon la petite annonce, il suffit, après leur séjour, d'enregistrer une valise donnée par un relais de l'organisateur avant d'embarquer pour le vol retour, de faire une escale à Londres et de remettre la dite valise à un «collaborateur», avant de recevoir un nouveau billet pour la France.

«TOUJOURS PAS DE NOUVELLES»

Une combine en réalité utilisée par les narcotrafiquants pour attirer des jeunes à l'étranger et leur faire convoyer de la drogue, en mentant sur le contenu des bagages à transporter. «C'est un phénomène assez récent, qui ne touche pas que la France», souligne Jordan Abedi, vice-procureur et secrétaire général du Parquet national anticriminalité organisée (Pnaco). «Les groupes criminels ciblent de manière croissante les jeunes, certains en situation de vulnérabilité, afin qu'ils participent à leurs activités criminelles – notamment afin qu'ils transportent une valise dont le contenu est inconnu ou sciemment mal renseigné, et comporte en réalité une quantité importante de drogue», abonde une source diplomatique. Ce mode opératoire repose sur l'anonymat permis par les réseaux : en proposant «des rémunérations sous différentes formes, des voyages, de l'argent liquide, des voitures», les commanditaires «évitent toute interpellation d'eux-mêmes ou de membres haut placés du réseau, mais aussi de personnes susceptibles de les identifier», souligne le Pnaco.

Un plan qui aurait séduit Ibrahim : selon sa sœur, le jeune homme est parti le 13 juin, alors que leur mère était au travail. Ce n'est qu'une fois sur place qu'il les a prévenues de son voyage, censé durer une semaine. «Je savais qu'il n'avait pas pu payer de sa poche, mais comme il était déjà là-bas, on ne savait pas quoi faire», expose Asta. Ibrahim est alors en formation dans un centre de remise à niveau pour reprendre des études ; son casier judiciaire est vierge, selon sa sœur. Le jeune homme envoie à sa famille des messages rassurants et affirme à Asta qu'il va bien, mais son voyage s'éternise. Le 13 juillet, Asta reçoit finalement une photo de ses billets d'avion : Ibrahim rentre le lendemain. «Mais quarante-huit heures après, on n'avait toujours pas de nouvelles», souffle-t-elle. Jusqu'à ce que sa mère reçoive un appel en provenance ●●●

NARCOTRIELE Sur Snapchat, des jeunes touristes piégés par des voyages payés

Au moins treize Français sont détenus à Hongkong et en Thaïlande, où ils encourrent de lourdes peines, après la saisie de cannabis dans leurs bagages à l'aéroport. Plusieurs d'entre eux assurent avoir été recrutés sur le réseau social pour transporter des téléphones en échange de «vacances rémunéré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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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Hongkong: à l'autre bout du fil, «Ibrahim lui a dit qu'il s'était fait arrêter dans l'aéroport lors d'une escale, qu'on avait retrouvé de la drogue dans sa valise, qu'il allait en prison». Arrêté le 14 juillet, il est placé en détention provisoire jusqu'à son audience, prévue le 8 octobre, précise sa sœur. Il est interpellé en compagnie d'un autre ressortissant français: Elias, 20 ans, incarcéré dans le même centre pénitentiaire, selon un mail envoyé à sa famille par l'ambassade de France à Hongkong, que Libération a pu consulter. Amira (1), sa belle-sœur, explique qu'il était parti début juin pour un voyage censé durer une semaine: «Il a prolongé de deux semaines sans nous expliquer pourquoi, puis encore de trois, on pensait qu'il appréciait le pays», retrace la femme de 21 ans. Elle ne s'inquiète pas du financement du voyage: déménageur, Elias est indépendant et leur envoie régulièrement des vidéos pour leur signifier que tout va bien.

Comme Ibrahim, il annonce son retour à sa famille le 13 juillet; mais le lendemain, il est arrêté lorsqu'un contrôle de douane révèle que les valises à son nom contiennent 16,8 kg de cannabis. «Ils ne connaissaient pas le code du cadenas de la valise. Pour eux, ce n'était pas important, ils transportaient juste des téléphones», affirme Amira. Lors du contrôle, Ibrahim et lui sont accompagnés d'un troisième Français, qui prévient la famille d'Elias qu'il a été arrêté par la douane. «La situation de nos compatriotes est suivie avec attention par les services compétents du ministère de l'Europe et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à Paris, qui

sont en contact avec leurs familles», précise une source diplomatique.

Depuis le 13 juillet, ses proches n'ont eu aucun contact avec Elias. «On ne peut pas entendre sa voix», regrette Amira, consciente que «ça va être difficile de le revoir». A Hongkong, la législation concernant l'usage et le trafic de stupéfiants est «bien plus stricte qu'en Europe», rappelle le site du Quai d'Orsay. Pour l'infraction de «vente-trafic», la peine encourue peut aller jusqu'à la prison à vie.

La famille d'Ibrahim non plus n'a pu le contacter après l'appel passé à l'aéroport. «On a envoyé des lettres, mais ça fait deux semaines et demie et on n'a pas de nouvelles», déplore Asta. Selon une bénévole de l'ONG Voice for Prisoners, qui accompagne les détenus grâce à des programmes d'éducation en prison, et a rencontré Ibrahim pendant sa détention, la prison de Pik Uk est «propre, bien réglée, mais pas grand luxe. [...] Ils font de l'exercice dans la cour chaque jour, et ils ont une télé et de l'eau chaude dans la salle commun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Asta a partagé l'histoire de son frère pour alerter sur les dangers derrière ces «plans Thaïlande». Sa vidéo postée sur TikTok cumule plus d'un million de vues. Et lui a permis d'entrer en relation avec d'autres familles confrontées à une situation similaire: Valérie, 48 ans, est sans nouvelle de son fils Mathis, 19 ans, depuis son arrestation à l'aéroport de Bangkok le 18 juillet. Le jeune homme est parti avec un ami d'enfance le 30 juin: «Je lui ai demandé s'il avait assez d'argent, il m'a répondu qu'il travaillait», souligne-t-elle. En passe de valider son BTS à l'école des métiers de la table, Mathis est apprenti dans un restaurant. Le matin du 16 juillet, elle reçoit un appel de son fils alors qu'elle est au travail. Il lui annonce avoir été arrêté à l'aéroport. «J'ai failli tomber par terre», souffle-t-elle.

«ILS TOMBENT DANS LE PANNEAU»

Grâce à des témoignages d'autres familles, qui préfèrent ne pas s'exprimer en public, elle découvre alors l'existence du «plan voyage tous frais payés» via lequel est parti son fils. Elle explique que les jeunes qui se renseignent sur ces annonces «reçoivent des portables en photo, des faux Kbis [carte d'identité officielle] d'une entreprise commerciale en France, ndlr], ils tombent dans le panneau». Selon son récit, le piège se referme une fois les jeunes arrivés à destination: «Son passeport a été confisqué, la valise était cadenzée, ce n'est pas lui qui l'a enregistrée. Un homme l'accompagnait à l'aéroport et surveillait tous ses faits et gestes. Comment il aurait pu partir?» D'après Asta, qui a récolté des témoignages d'autres jeunes présents lors du voyage après sa vidéo sur TikTok, Ibrahim cherchait également à rentrer de lui-même; au courant de ses intentions, un collaborateur de l'organisateur du voyage lui aurait alors confisqué son passeport.

Le témoignage relayé par Asta résonne également chez Tom (1), 18 ans, joint au téléphone vendredi, qui affirme avoir rencontré Ibrahim à Bangkok au début du mois de juillet. Le jeune homme entend parler de ce plan «vacances rémunérées» et entre en contact avec la personne derrière l'annonce le 28 juin. «Au début, je me demande quelle est sa rentabilité. Mais quand il m'explique, tout était logique», assure-t-il. Sur «un coup de folie», il accepte le départ prévu pour le lendemain. Selon son récit, il part en compagnie d'autres Français du même âge, qu'il ne connaissait pas avant le voyage. Arrivés à destination, à quelques dizaines de kilomètres de Bangkok, «l'hôtel était déjà payé», raconte-t-il. Comme promis. Dès le lendemain, ils rencontrent, dans l'établissement, un autre groupe de Français envoyé en Thaïlande par la même personne. «Ils nous disent que ça fait un mois qu'ils sont là et qu'ils n'en peuvent plus», souffle le jeune

homme. Au sein du groupe, l'angoisse commence alors à monter, se remémore-t-il: «On se dit que ce ne sont pas des téléphones». Malgré ses doutes, il a alors l'impression qu'il est «trop tard»: «On a tous menti à nos familles pour être là.» Selon lui, certains décident alors de fuir ce qui ressemble à «un piège» en rentrant par leurs propres moyens. La date de retour annoncée arrive, et toujours aucun billet. Dans un hôtel voisin, Tom fait la rencontre d'un groupe de Français, dont Ibrahim. Ils seraient ainsi «une cinquantaine» à avoir été envoyés par la même personne, répartis sur trois hôtels non loin les uns des autres. Tom finit par quitter Bangkok le 10 juillet avec un billet payé par ses parents. Il aurait par la suite reçu des menaces de l'organisateur du voyage, qui exige un remboursement. Il apprend quelques jours plus tard l'arrestation d'Ibrahim, mais aussi celle de deux Français et deux Suisses le 27 juillet à l'aéroport de Phuket, après la saisie de plus de 33 kg de cannabis dans leurs valises, selon le média suisse Blick.

Ces arrestations sont intervenues à une période où les autorités thaïlandaises venaient d'annoncer un renforcement, le 3 juillet, des contrôles antidrogue dans les aéroports de ce pays considéré comme une plaque tournante du trafic international, après l'arrestation le 25 juin d'une hôtesse de l'air de Thai Airways pour trafic de drogue en Australie. Le Premier ministre, Anutin Charnvirakul, dénombrait alors six affaires liées au trafic de drogue impliquant des voyageurs partis du pays depuis le début de l'année, et annonçait la mise en place d'une politique de «confiance zéro». Avec notamment l'intensification des contrôles de la brigade cynophile, ainsi que des denxièmes contrôles obligatoires aux portes d'embarquement de certaines liaisons dites

à risque, précise le média thaïlandais The Nation. Au total, selon une source policière citée par RTL et DAPI, treize Français sont détenus depuis le début de l'été en Thaïlande après avoir été arrêtés dans un aéroport avec plusieurs kilos de cannabis dans leurs bagages.

PROUVER LEUR BONNE FOI

Dans une note d'analyse consultée vendredi par France Info, l'Office antistupéfiants (Ofast) écrit que la France connaît une augmentation de l'importation de cannabis de Thaïlande depuis 2024. Cette année, 2,1 tonnes avaient déjà été saisies au 1er juillet. «L'herbe est acheminée par voie aérienne, par mule ou fret», précise l'Ofast. L'essor de ce trafic vers la France est dû à la légalisation de la substance en Thaïlande en 2022, qui a entraîné une surproduction dans le pays; les producteurs ont alors cherché à écouler leur surplus en Europe. Malgré l'interdiction de la vente et de la consommation de cannabis à des fins récréatives en juin 2025, cette drogue reste particulièrement rentable grâce à son «faible coût à l'achat en gros». L'Ofast a ainsi placé la Thaïlande dans le cercle prioritaire de «sa stratégie de 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selon les informations de la radio publique.

Les familles des détenus en Thaïlande et à Hongkong se concentrent désormais sur les audiences à venir et «gardent espoir», résume Amira. Les mis en cause devront prouver leur bonne foi quant à leur ignorance du véritable contenu des valises. De son côté, le Parquet national anticriminalité organisée précise que «des investigations sont en cours, avec pour but d'identifier de potentiels commanditaires et d'éventuels réseaux». ➤

(1) Le prénom a été modif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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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PRESSO

LIRE.FR

Des méduses mettent à nouveau trois réacteurs de la centrale nucléaire de Gravelines à l'arrêt

Un an exactement après un incident similaire, EDF a dû stopper une partie des réacteurs de la plus grande installation nucléaire d'Europe de l'Ouest après une nouvelle intrusion massive de créatures marines dans les stations de pompage d'eau de mer de la centrale. A lire sur notre site. PHOTO AFP

Depuis le 22 juillet, Google a lancé des résumés de résultats de recherches rédigés par son outil d'IA, Gemini. PHOTO GETTY IMAGEE AFP

Résumés IA: les médias français veulent garder leurs liens avec Google

L'Alliance de la presse d'information générale, organisme qui regroupe près de 300 éditeurs dont «Libération», exige que l'entreprise californienne respecte ses engagements sur les droits voisins pris en 2022.

Par JEAN-BAPTISTE CHABRAN

Une contre-attaque des éditeurs de presse contre «le passage en force» de Google. L'Alliance de la presse d'in-

formation générale (Apig), qui regroupe près de 300 titres quotidiens et hebdomadaires français, dont Libération, a annoncé mardi saisir l'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en réaction au déploiement, fin juillet, par le géant américain, de résumés de recherche générés par IA. L'Apig demande à l'autorité administrative d'intervenir «pour demander le respect par Google des engagements pris en 2022» sur les droits voisins car «le déploiement unilatéral de nouveaux usages des contenus de presse, sans autorisation préalable ni rémunération dédiée, méconnaît ces engagements», peut-on lire dans un communiqué. En position ultra dominante sur la recherche en ligne,

l'entreprise américaine a lancé depuis le 22 juillet en France des résumés de résultats de recherche rédigés par son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maison, Gemini. Ces «Aperçus IA» («AI Overviews» en anglais) arrivent accompagnés d'un «Mode IA» qui permet aux utilisateurs de dialoguer à la manière des outils d'IA générative comme ChatGPT ou Claude. Les liens classiques vers les sites web extérieurs à Google figurent désormais sous ces fonctionnalités. L'internaute est donc maintenant moins incité à cliquer dessus, ce qui inquiète les éditeurs de presse, en grande partie tributaires du trafic généré par les recherches. Selon l'Apig, «les éditeurs ont

ainsi été mis devant le fait accompli» de cette nouvelle fonctionnalité qui fait à la fois baisser leurs audiences tout en utilisant dans le flou le plus total le fruit de leur travail pour générer les réponses. Sur les marchés européens, où ces services sont déployés depuis plus longtemps qu'en France, le régulateur de l'audiovisuel et du numérique, l'Arcom, a évalué «entre 33% et 38% la perte de trafic attribuable aux résumés générés par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souligne l'Apig. Bras de fer. Pour les éditeurs, «il n'est pas question de dire qu'il faut renoncer à ces innovations», précise à Libération le président de l'Apig, Marc Feuillée, par ailleurs directeur général du

Figaro. Il s'agit plutôt de forcer Google à négocier pour qu'il rémunère justement «l'usage qui est fait de nos contenus pour générer ses réponses». Dans cette négociation, le patron de presse pense que l'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peut «jouer son rôle» au vu de «la position dominante» qui est celle de la firme californienne. Pour le lancement des Aperçus IA et du mode IA, il déplore qu'il n'y ait pas eu de discussion, «mais un passage en force» de Google au beau milieu de l'été. Dans ce bras de fer franchement déséquilibré, Marc Feuillée espère que cette saisine sera «un atout dans la discussion», «sinon, il ne se passera rien pour nous», prédit-il. Au fond, il estime que «Google ne veut pas payer

pour [les] contenus [de presse]»: «Dans l'IA, il y a de l'argent pour tout le monde, pour les ingénieurs, pour les data centers, pour les actionnaires, pour l'énergie, mais il n'y en a jamais pour les éditeurs et les contenus. Et on parle d'entreprises qui sont quand même incroyablement profitables.»

En France, Google avait conclu en 2022 des accords avec 450 éditeurs de presse sur les droits voisins au droit d'auteur, qui permettent aux journaux, magazines ou agences de presse d'être payés lorsque leur production est utilisée par les géants du numérique. En mars 2024, l'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lui a toutefois infligé une amende de 250 millions d'euros pour ne pas avoir respecté certains engagements pris lors de la conclusion de ces accords. Contacté, Google France n'avait pas répondu à notre sollicitation au moment de la publication de cet article.

«Inexcusable». Dans un secteur en mauvaise santé économique, bouleversé depuis vingt ans par l'arrivée du numérique, désormais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générative effraie. D'autant que le législateur ne s'est pas encore suffisamment penché sur la question de la juste rémunération de ceux – artistes, auteurs, éditeurs – qui ont servi à entraîner les grands modèles de langage utilisés par ChatGPT et consorts. Une faille légale que pointe Marc Feuillée avec insistance, estimant que ce vide juridique est «un handicap majeur» dans l'optique de faire valoir ses droits auprès de Google. Il espère à ce titre que la proposition du député Modern Erwan Balanant, visant à renforcer l'effectivité des droits voisins des éditeurs et agences de presse, «sera rapidement adoptée». Tout en jugeant «inexcusable de la part du gouvernement» d'avoir retiré au mois de mai du calendrier parlementaire la proposition de loi Darcos sur la présomption d'utilisation des contenus culturels par les entreprises d'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Un texte pourtant unanimement voté par le Sénat, un mois auparav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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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

En Malaisie, les réfugiés rohingyas victimes de harcèlement et de menaces d'expulsion

Le pays à majorité musulmane est en proie à une vague de colère contre les réfugiés victimes de persécutions en Birmanie. Le Premier ministre malaisien a annoncé vouloir en renvoyer 5 000. Depuis les premiers arrivants en 2015, environ 120 000 ont déjà reconstruit leur vie dans le pays. Un article à lire sur notre site. PHOTO GETTY IMAGES

• 5,8%

C'est l'augmentation du prix de référence du gaz au 1er septembre pour la majorité des Français. En raison de la hausse des prix sur les marchés de gros, sous pression avec le conflit au Moyen-Orient, a annoncé la Commission de régulation de l'énergie. Cette augmentation par rapport au 1er août concerne les quelque six millions de ménages ayant souscrit une offre de fournisseur indexée sur ce prix moyen, qui varie tous les mois, soit environ 60 % des abonnés résidentiels au gaz. Les autres ménages qui ont souscrit une offre à prix fixe ne seront de fait pas concernés.

(avec AFP)

Prison ferme pour l'auteur de onze départs de feu dans les Deux-Sèvres

Le chiffre est martelé depuis que la France est touchée par des incendies battant tous les records : neuf feux sur dix sont d'origine humaine. Mardi, devant le tribunal judiciaire de Niort, un visage personnifie la lourde statistique : celui d'Emmanuel G., 45 ans, le teint rougi et le crâne chauve. Jugé en comparution immédiate, il a été condamné à trois ans de prison – dont un avec sursis – pour « destruction du bien d'autrui par un moyen dangereux pour les personnes ». Entre le 25 juillet et le 7 août, cet ouvrier agricole a volontairement allumé onze feux

dans plusieurs communes voisines de la ville de Thouars, dans le département des Deux-Sèvres. Il est 11h22, vendredi, quand les gendarmes reçoivent le premier appel : un feu de haie, qui s'étend sur une vingtaine de mètres, est signalé autour de la commune de Val-en-Vignes. Au téléphone, un témoin annonce avoir vu une Citroën blanche à proximité des lieux. 11h31, nouvel appel : un départ de feu est signalé à quelques kilomètres. 12h15 : cette fois, deux foyers, à 1500 mètres l'un de l'autre. 15h30 : la Citroën blanche est de nouveau

signalée dans le Maine-et-Loire, département voisin, à proximité d'un nouveau départ de feu. Alors interpellé et placé en garde à vue, le quadragéniaire le jure : « Il n'y a eu que deux incendies. » Avant d'avouer, quelques heures plus tard, être l'auteur des six feux recensés. Mais aussi de cinq autres départs d'incendie entre le 25 et le 31 juillet. Val-en-Vignes, Loretz-d'Argenton, Lys-Haut-Layon, Saint-Ségard-Montbrun, Brion-près-Thouet... Le président du tribunal, Marc Gambaraza, dresse la liste. « Il y avait un tas de paille pourrie. J'ai mis

le feu, et je suis parti », tente-t-il d'expliquer en garde à vue. Le tribunal n'aura pas plus de précisions : « Je m'arrêtais au hasard, je regardais s'il y avait de l'herbe sèche, j'allumais, puis je repartais. » Après deux heures d'audiences, le flou plane. « A qui a-t-on à faire, au-delà d'une personne qui souffre d'une dépression ? A un pyromane ? A un incendiaire ? », martèle la procureure de la République. En deux semaines les feux ont brûlé 2,5 hectares de végétation et mobilisés 117 sapeurs-pompiers et 44 engins. CAMILLE FAUQUEUR Envoyée spéciale à Niort

La revanche d'András Baka, élu président de la Hongrie

Chose dite, chose faite. Péter Magyar continue de tenir sa promesse de tourner la page de l'ère illibérale de son prédécesseur, et offre par là même une belle revanche à l'une de ses victimes les plus emblématiques. András Baka, magistrat à la carrière reconnue, a accédé mardi au sommet de l'Etat. Les députés hongrois l'ont élu, à 140 voix pour, à la 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 et lui ont offert la place de Tamás Sulyok, destitué en juillet de ce poste essentiellement honorifique.

Du haut de ses 73 ans, András Baka est une figure bien connue du monde judiciaire. Après dix-sept années passées en tant que juge à la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CEDH) entre 1991 et 2008, il a été élu en 2009 à la tête de la Cour suprême hongroise grâce au soutien d'une très large majorité, comprenant même le Fidesz, alors dans l'opposition.

En 2012, Viktor Orbán, de retour au pouvoir depuis deux ans, l'avait démis de ses fonctions du jour au lendemain par une manœuvre constitutionnelle. Une évic-

András Baka, le 8 février à Budapest. PHOTO AFP

tion justifiée très simplement : András Baka avait osé dire non au Premier ministre. Le magistrat avait dénoncé une purge concernant l'abaissement du départ à la retraite des juges, de 70 à 62 ans, orchestré par Orbán pour remodeler le système judiciaire. Il avait contesté son limogeage et avait finalement obtenu gain de cause devant la CEDH quatre ans plus tard. Elle avait reconnu le caractère politique de son éviction. « Le fait qu'un haut fonctionnaire [...] puisse être démis de ses fonctions par un amendement de dernière minute est tout simplement consternant », avait dénoncé

le haut magistrat à l'époque. Dans une forme d'ironie, András Baka bénéficie pourtant aujourd'hui de la procédure dont il a été lui-même victime quinze ans plus tôt : son prédécesseur Tamás Sulyok avait été démis de ses fonctions en juillet par le biais d'un amendement constitutionnel... qui a mis fin à son mandat du jour au lendemain. Pour Péter Magyar, András Baka incarne la transition post-Orbán qu'il mène pour faire table rase des fondations de son prédécesseur, marquées par la corruption et l'affaiblissement des droits. András Baka s'y était d'ailleurs lui-même attaqué :

en 2022, lors d'une interview accordée à l'Agence France-Presse, il avait décrit une Hongrie corrompue et une situation semblable à « l'Etat de droit sous le régime communiste ». La réhabilitation de l'ancien plus haut magistrat hongrois a été saluée par Péter Magyar sur Facebook, vantant un homme « digne d'incarner l'unité de la nation » et dont le parcours représente un « exemple d'engagement envers l'Etat de droit ».

Néanmoins, la méthode questionne en Hongrie. Alors que Péter Magyar avait promis de bannir les « accords de coulisses » et assuré à ses électeurs plus de transparence dans le processus de nomination à la présidence, certains trouvent à redire quant à la décision de le placer à la tête d'Etat. Après le refus de l'ancienne championne d'échecs Judit Polgár de prendre la présidence du pays, le choix de repli sur András Baka s'est finalement déroulé à huis clos, sans consultations, à l'inverse de ce qui avait été annoncé initialement. ZOÉ VEZYROGLOU

Colombie Des centaines de morts et des milliers de blessés après le séisme

Le puissant séisme qui a frappé l'ouest de la Colombie lundi a fait au moins 240 morts et plus de 1 300 blessés et détruit des dizaines de bâtiments, selon les chiffres communiqués mardi par plusieurs autorités locales. Les secousses ont été ressenties de la capitale Bogotá jusqu'à la frontière avec le Venezuela, mais aussi dans les villes de Cali ou Quito, ainsi qu'au Panama, d'après le service géologique colombien. Le tremblement de terre, de magnitude 6,6 selon cette institution et de magnitude 7,4 selon le service géologique américain, s'est produit en tout début de matinée lundi, à une centaine de kilomètres de profondeur.

Syrie Bachar al-Assad condamné à la peine de mort par contumace

L'ex-dirigeant, qui a fui avec sa famille à Moscou lors de la prise de Damas en décembre 2024, a été reconnu mardi coupable de « crimes de guerre » et de « crimes contre l'humanité » par un tribunal syrien. Le président déchu, Bachar al-Assad, son frère Maher et plusieurs autres ex-responsables ont été condamnés à la peine de mort pour les crimes commis durant la guerre civile, lors des premiers jugements à l'encontre de membres de l'ancien pouvoir. Les poursuites étaient engagées par les autorités de transition depuis avril dernier, soutenu par de nombreuses ONG et gouvernements étrangers.

Liban Le Parlement vote l'abolition de la peine de mort

Le Parlement libanais a voté mardi l'abolition de la peine de mort, dans une décision qualifiée d'« historique » par le ministre de la Justice, Adé Nassar. Le pays n'avait plus procédé à des exécutions depuis 2004, quand trois condamnés à mort avaient été exécutés après un moratoire de près de six ans. C'est une première au Moyen-Orient. Le texte précise que les crimes commis avant l'entrée en vigueur de cette loi seront passibles d'une peine d'emprisonnement à perpétuité. C'est « une étape monumentale pour les droits humains dans le pays », a déclaré de son côté Ramzi Kaiss, chercheur de l'ONG Human Rights Watch. (avec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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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Maxime Grousset au terme de la finale du 50 m papillon, mardi à Saint-Denis. PHOTO SÉBASTIEN BOZON AFP

Natation Maxime Grousset part du bon pied

En argent sur le 50 m papillon puis couronné champion d'Europe sur le relais 4×100 mètres 4 nages mixte mardi, le Néo-Calédonien avait pourtant modéré ses ambitions à l'approche de la compétition, deux mois après sa blessure au métatarse.

Par ELSA DE LA ROCHE SAINT-ANDRÉ

Qu'il en fallait du courage pour se hisser jusqu'à cette course, après deux mois habités par la douleur, les doutes et la frustration. Mais du courage, Maxime Grousset n'en manque assurément pas. Soixante-deux jours tout pile après s'être fracturé le pied gauche à l'entraînement, le nageur de 27 ans s'alignait en finale du 50 m papillon des championnats d'Europe, dans le bouillonnant Centre aquatique de Saint-Denis (Seine-Saint-Denis). Quand est venu le moment de monter sur le plot de départ, mardi, ses traits étaient ceux d'un revenant. Mais aussi ceux d'un conquérant, d'un champion du monde en titre habité par la rage de ne pas laisser échapper son premier sacre européen.

Partant, la suite aurait pu paraître frustrante. Maxime Grousset n'est «que» vice-champion d'Europe. L'acte s'est joué dans un mouchoir de poche, mais le Français a été doublé à la touche par le Russe Egor Kornev, qui a terminé sa longueur en 22"S2, deux petits centièmes devant lui. Grousset est parti comme une fusée, mais à la ligne d'eau voisine, Kornev a pondu une très grosse coulée, lui permettant de prendre d'office l'avantage. Une avance décisive dans cette épreuve reine du sprint, où chaque centième compte, et que le nageur tricolore ne sera pas parvenu à rattraper.

BOTTE ORTHOPÉDIQUE

Dans cette finale très relevée, Grousset devait affronter une brochette de fortes têtes. Le Suisse Noè Ponti, d'abord, qui n'a pas versé dans les sentiments lors du point presse organisé à la veille de la compétition. Frustré d'avoir, aux Mondiaux de l'été

dernier, terminé ses deux courses juste derrière Grousset, il avait eu le mérite de la clarté: «Peu importe qu'il soit blessé ou non, je ne peux pas me permettre de m'attarder là-dessus.» Au départ de la finale, on retrouvait aussi le Hongrois Kristok Milak, connu pour être l'homme ayant failli compromettre le grand chelem de Léon Marchand aux JO de Paris. La surprise Kornev complétait le tableau. Parmi tous ces prétendants au trône, le Russe aura finalement pris le meilleur sur les autres.

En sortant de l'eau, Maxime Grousset peinait à sécher ses pleurs. «Je suis vraiment heureux d'avoir fait cette médaille. Il y avait de l'intensité, il fallait aller la chercher. Je n'ai rien à regretter.» Il ne se doutait peut-être pas encore que quatre-vingt-dix minutes plus tard, il allait s'offrir avec ses camarades du relais mixte 4×100 mètres 4 nages un lot de consolation XXL: l'or européen. Dans cette épreuve atypique, où chaque nation aligne deux femmes et deux hommes dans l'ordre de son choix, les retards ne sont jamais irrémédiables. A l'issue de ses deux longueurs en dos, la première relayeuse bleue, Mary-Ambre Moluh, pointait en septième position, loin de la tête. Mais en réalité, elle venait de poser les fondations du succès français, avec son chrono canon. Carl Aitkaci prenait la suite, avant que Maxime Grousset, troisième relayeur, ne rattrape une à une ses concurrentes féminines. Marie Wattel, dernière relayeuse, finissait le travail.

Les larmes de Grousset prennent tout leur sens quand on sait que quelques jours avant de partir à l'assaut d'une médaille continentale, il doutait encore d'être en état de répondre présent. Le Néo-Calédonien s'est blessé au métatarse début juin, au cours d'un exercice de préparation physique. Un incident synonyme d'immobilisation et de port d'une botte orthopédique durant les quatre semaines qui ont suivi. Avec le soutien de son coach Michel Chrétien – entraîneur en chef de l'équipe de France –, le pensionnaire de l'Insep a mis à profit ce contretemps pour mieux axer son travail sur les bras et le mental. Mais sans savoir, jusqu'au dernier moment, si ces efforts allaient suffire.

RETOUR EXPRESS

Grousset s'était donc, dans un premier temps, fixé pour objectif de limiter la casse. Autrement dit, préserver sa santé et faire du mieux qu'il pouvait dans les bassins. Son pied gauche est longtemps resté fragile, au point qu'il n'a pu recommencer à prendre appui dessus pour s'élancer que très récemment. Mais à 27 ans, il a fait la démonstration de sa capacité à encaisser les coups, et à vite se rassurer avec un retour express au plus haut niveau. Dans les autres courses du soir, Pauline Mahieu s'est emparée du bronze en finale du 200 m dos à l'issue d'une course maîtrisée de bout en bout, portée par une «ambiance exceptionnelle». Les Françaises engagées dans la finale du 100 m nage libre, Marie Wattel et Béryl Gastaldello ne sont pas parvenues à limiter, héritant respectivement des sixième et huitième ra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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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h Sjöström, en juin 2025, alors enceinte, lors d'un entraînement à Stockholm. | MARKLUND BILDBYRAN ABACA

Après son absence, Sjöström donne renaissance

Tout juste de retour de grossesse, la triple championne olympique a signé des temps canons cette saison. Alignée à Saint-Denis sur deux épreuves de sprint, elle veut compléter son palmarès entamé il y a dix-huit ans.

La reine est de retour en son royaume. Sarah Sjöström a repris la route de la compétition, un an seulement après avoir donné naissance à son fils. La nageuse suédoise – 33 ans dans cinq jours – sera alignée sur la finale du 50 mètres papillon, mercredi soir. Une course dans laquelle elle concourt comme favorite. Un chiffre suffit à prendre la mesure de la carrière de la grande dame (1m82) : aux championnats d'Europe entamés lundi au Centre aquatique olympique de Saint-Denis (Seine-Saint-Denis), elle part à la quête de ses 97e et 98e médailles internationales, Jeux, Mondiaux et Euros confondus. Une quasi-formalité pour la fusée des bassins, habituée à écraser la concurrence, venue en région parisienne en louchant sur les

Jeux olympiques, à Los Angeles en 2028, qu'elle disputera pour la sixième fois. Avant de devenir un modèle de longévité, Sarah Sjöström a battu des records de précocité. En 2008, lors des «Europe» organisés aux Pays-Bas, elle gagne son premier titre sur 100 m papillon alors qu'elle n'est âgée que de 14 ans et ne pratique la natation que depuis ses 9 ans. Une petite année lui suffit pour s'emparer ensuite de la couronne de championne du monde sur la distance, record planétaire en prime. Et de faire taire ainsi une croyance des années 2000, qui voulait qu'il faille s'appeler Michael Phelps pour être capable de battre un record du monde à l'adolescence. La machine suédoise est en route, et renverse tout sur son passage. Jusqu'à dépas-

ser à l'été 2023 le même Phelps au nombre de breloques individuelles remportées aux championnats du monde. Aux Jeux de Paris 2024, la plus grande sprinteuse de tous les temps est sacrée sur le 50 m crawl («nage libre»), sa course maîtresse depuis la fin de la dernière décennie. Surtout, elle parvient encore à étonner, en arrachant également le titre sur 100 m, une distance qu'elle pratique pourtant peu à l'entraînement.

Salvatrice. Deux ans plus tard, Sarah Sjöström aime à répéter à quel point cela la rend «heureuse» d'avoir regagné la région parisienne. La piscine de Saint-Denis, érigée dans la perspective de l'été olympique, n'a pas bougé d'un cîl. En total contraste avec la vie de la nageuse qui, elle, entretemps, a été complètement chamboulée. Un mariage, une grossesse et un bébé, Adrian, né en août 2025. Pas suffisant pour l'éloigner des bassins : Sjöström a continué à nager jusqu'aux jours précédant son accouchement. Lequel, précipité, s'est déroulé dans l'ambulance la menant à l'hôpital, comme elle l'a raconté à l'Équipe. Il ne lui a ensuite fallu que six semaines après avoir donné la vie pour reprendre le chemin de la piscine. Celle qui se définit en «diabesse dans l'eau», mais se révèle à l'inverse très introvertible hors de son élément, prolonge tout de même la diète de compétition entamée dans la foulée des Jeux de Paris ; une pause salvatrice, loin de l'attention des médias et des sponsors, pour celle qui barbote au plus haut niveau depuis près de deux décennies.

Seulement voilà, ça commençait à la démanger. Sjöström le dit, elle a construit «tout un village» de proches desquels elle peut s'aider pour soulager son emploi du temps de mère sportive. Et si dans un premier temps, les cris de bébé ponctuaient ses sessions de nage, depuis, elle a pu passer

la main à son époux banquier, à qui elle a donné ses jours de congé maternité. A Noël 2025, la sprinteuse reprend un programme d'entraînement plus méthodique.

«Capable». En ligne de mire, les championnats d'Europe. Avec quel objectif exactement ? «J'aime ma vie et les médailles n'en représentent qu'une toute petite partie. Mais je suis curieuse de voir de quoi je suis capable et à quel point mon corps me permet encore d'être performante», énumère-t-elle lors d'une rencontre avec Libération, à l'invitation de son sponsor, Arena. Pour préparer l'échéance continentale, elle a donc pris part à deux compétitions, en avril à Stockholm, suivie de Rome en juin. Assez pour se hisser au sommet du bilan des performances européennes de la saison sur 50 m papillon et nage libre. Avec le recul, la géante suédoise assure qu'elle ne s'y attendait pas, qu'elle a été la première surprise de ses chronos flamboyants, alors qu'elle n'avait «jamais autant réduit le nombre de courses avant une compétition majeure». Forte de ces résultats, la triple championne olympique

aborde l'Euro avec une relative décontraction, que ce soit en papillon ou dans son autre épreuve signature, le 50 m nage libre, qui sera disputé vendredi (séries puis demi-finales) et samedi (finale). «Je me sens bien, annonce-t-elle. Si on regarde les temps que j'ai réalisés, ça devrait suffire pour décrocher une médaille. Mais je ne dis jamais que je vais gagner, parce que je n'aime pas porter la poisse et je ne sous-estime personne.»

Quid de la suite, quand Saint-Denis sera déjà loin, les Jeux de Los Angeles derrière elle et qu'elle n'aura plus de nouveau défi à relever ? Après la précocité et la longévité, peut-elle désormais aspirer à l'éternité ? Faut-il s'y accrocher quand on détient un palmarès qui fera de toute façon pâlir les stars de la natation mondiale, passées, actuelles et futures ? Toujours dans l'Équipe, la trentenaire a esquissé une ébauche de réponse : «Je ne vois aucune raison d'arrêter alors que tout marche bien, physiquement et mentalement. Mais quand ça arrivera, la compétition ne me manquera pas. Je n'ai pas besoin de toute l'attention qui l'entoure.»

E.R.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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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ÉES

LA MAISON, UNE IDÉE NEUVE ?

Longtemps délaissée comme objet de pensée, la maison occupe une place centrale dans nos existences. Chérie, hantée, perdue, fantasmée, elle est une membrane qui tantôt nous protège, tantôt nous enferme, elle est traversée par les enjeux de l'époque et souvent les matérialise. C'est pourquoi, cet été, Libération a invité des philosophes, écrivains, anthropologues... à examiner le sujet sous divers angles.

Ma «house»

n'a pas

de murs

Nées dans la communauté LGBT + noire et latino-américaine de New York dans les années 70, les «houses» de voguing, cette danse urbaine inspirées des poses de mannequins du magazine «Vogue», constituent des refuges pour des jeunes rejetés de chez eux, raconte le chorégraphe Vinii Revlon.

Quand on me demande où est ma maison, je pourrais répondre Paris. Je pourrais répondre l'appartement où j'ai grandi. Mais ce ne serait pas tout à fait vrai.

Ma maison, je l'ai rencontrée bien plus tard. Elle ne ressemblait à aucune autre. Elle n'avait ni porte d'entrée, ni toit, ni cheminée. Elle s'appelait une «house» and, Bitch, I got the best one in the world (1)!

Pour beaucoup, ce mot évoque simplement une équipe de danse ou de voguing. Pourtant, une house est tout autre chose. C'est une famille. Une famille que l'on choisit lorsque celle dans laquelle on est né ne suffit plus, ou lorsqu'elle ne peut pas nous offrir l'espace dont nous avons besoin pour exister pleinement. Les houses sont nées au sein de la communauté LGBTQIA+, en particulier des communautés noires et latino-américaines de New York. Elles sont apparues parce que des jeunes étaient rejetés de chez eux à cause de leur identité, de leur

Par

VINII REVLON

Danseur, chorégraphe et performer français spécialisé dans le voguing

orientation sexuelle ou de leur expression de genre. Certains perdaient leur maison. D'autres perdaient leur famille. Alors, ils en ont créé une nouvelle.

C'est peut-être ça, la plus belle définition d'une house : «Fabriquer un foyer là où il n'en existe plus.»

Une house, ce n'est pas seulement un nom de famille que l'on porte. C'est un engagement. On y apprend à marcher avant de courir. On y apprend à tomber sans rester au sol. On y apprend aussi à gagner avec humilité et à perdre avec dignité.

Dans une house, on ne transmet pas uniquement des pas de danse ou une manière de défiler sur un runway. On transmet une histoire. Une mémoire. Des valeurs. On apprend à prendre soin les uns des autres. On célèbre les réussites de chacun comme si elles étaient les nôtres. Et lorsque quelqu'un traverse une période difficile, personne n'est censé rester seul.

C'est cela qui m'a bouleversé lorsque j'ai découvert la «ballroom». La ballroom est une culture née à New York dans les années 60 au sein des communautés noires et latino-américaines LGBTQIA+. On s'y retrouve lors de «balls», des événements où les membres des houses s'affrontent dans différentes catégories mêlant mode, performance, danse et expression de soi.

Mais la ballroom ne se résume pas à ces compétitions. C'est une culture de résistance, de création et de transmission, où l'on célèbre celles et ceux qui, trop souvent, n'ont jamais eu le droit d'être pleinement eux-mêmes. J'y ai trouvé bien plus qu'un art. J'y ai trouvé une famille.

Une famille où l'on peut être vu avant d'être jugé. Où l'on peut arriver avec ses blessures sans avoir à les cacher. Où l'on est encouragé à devenir la version la plus libre de soi-même.

DE LA RESPONSABILITÉ DU «FATHER»

Aujourd'hui, je suis father de la House of Revlon à l'international. Dans la culture ballroom, un father n'est pas seulement un titre. C'est une responsabilité. Etre father d'une house ne signifie pas être au-dessus des autres. Cela signifie être responsable d'eux. Etre présent. Ecouter. Conseiller.

Encourager. Parfois protéger. Souvent rappeler que chacun a de la valeur, même lorsqu'il en doute lui-même.

Bien sûr, nous nous retrouvons sur les pistes des balls qu'on appelle «floor». Nous défilons, nous dansons, nous nous affrontons dans des catégories. Le spectacle est magnifique. Mais ce que le public voit n'est que la partie émergée de l'iceberg. Le véritable travail se fait loin des projecteurs. Dans les conversations qui durent des heures. Dans les messages envoyés à 2 heures du matin pour s'assurer que quelqu'un va bien. Dans les répétitions où l'on apprend autant la confiance que la chorégraphie. Dans les repas partagés. Dans les voyages. Dans les silences aussi.

Chaque mercredi, de 18 heures à 20 heures, nous nous retrouvons pour les répétitions. C'est un rendez-vous auquel chacun tient. C'est à ce moment-là que nous préparons les prochains balls, que nous travaillons les catégories dans lesquelles nous allons performer, que nous corrigeons un détail, un regard, une posture, une énergie. Rien n'est laissé au hasard. Derrière quelques minutes passées sur un floor se cachent des heures de travail, de discipline et de remise en question. Ces entraînements sont exigeants. Ils nous rappellent que le talent ne suffit jamais. Chaque mouvement est répété jusqu'à devenir naturel. Chaque performance est pensée pour raconter quelque chose. Car, dans la ballroom, il ne s'agit pas seulement de bien exécuter un mouvement. Il s'agit de transmettre une émotion, une présence, une identité.

UN RÔLE DIFFÉRENT POUR CHACUN

Les répétitions sont aussi des moments où nous prenons le temps de nous retrouver. Avant même de commencer à travailler, nous faisons souvent un véritable check-in. Nous prenons des nouvelles les uns des autres. Nous parlons de nos joies, de nos difficultés, de ce que chacun traverse. Parce qu'avant d'être des performers, nous sommes une famille. Et une famille prend soin de ses membres. Au sein de notre house, chacun joue un rôle différent dans cette transmission. Notre godmother («marraine»), que beaucoup connaissent aussi sous le nom de «Coach Billy», est celle qui veille à la performance. Son regard ne laisse passer aucun détail. Elle corrige les erreurs, pousse chacun à aller plus loin,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et nous rappelle que l'excellence est un travail de tous les jours. A ses côtés, notre godfather («parrain») occupe une place tout aussi essentielle. Figure masculine de la house, il accompagne plus particulièrement les garçons. Il veille à leur présentation, à leur style vestimentaire, à leur attitude et à la manière dont ils représentent la house. Parce que dans la ballroom, la présence commence bien avant le premier pas sur le floor. Notre mother accompagne autrement. Sa manière de transmettre est plus douce, plus patiente. Elle prend le temps d'expliquer, de rassurer, d'écouter. Elle aide cha-

Les membres de la House of Revlon, maison

cun à prendre confiance et à trouver sa place.

Et puis, il y a mon rôle de father. Je suis souvent entre ces deux énergies. Etre father, c'est savoir quand encourager, quand recadrer, quand protéger et quand laisser chacun prendre son envol. C'est trouver l'équilibre entre l'exigence et la bienveillance. Mon rôle est d'aider chacun à grandir, autant comme artiste que comme être humain.

SAVOIR CÉLÉBRER LA RÉUSSITE DES AUTRES

Beaucoup de personnes pensent qu'il suffit d'être un excellent danseur ou une excellente danseuse pour rejoindre une house. En réalité, ce n'est jamais le premier critère. Le talent impressionne. Le caractère construit une famille. Lorsque nous accueillons quelqu'un au sein de la House of Revlon, nous regardons bien au-delà de ce qui se passe sur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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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e de voguing, en juin 2023. PHOTO BENOÎT ROUSSEAU

floor. Nous observons la manière dont cette personne se comporte avec les autres, sa capacité à écouter, à respecter, à encourager, à se remettre en question. Nous recherchons des personnes qui apportent une belle énergie, qui savent vivre en groupe, qui comprennent qu'une famille se construit avec de la confiance et du respect.

La loyauté est essentielle. Le respect aussi. Une house repose sur des valeurs avant de reposer sur des trophées. Être présent lorsque quelqu'un en a besoin, savoir célébrer la réussite des autres, représenter dignement sa famille, même lorsque personne ne regarde: voilà ce qui compte réellement. La House of Revlon est une famille qui inspire beaucoup de monde. Elle est admirée, parfois jalousée aussi. C'est le prix de la visibilité. Nous l'assumons. Mais porter le nom Revlon ne consiste pas seulement à appartenir à une house reconnue. Cela signifie porter une histoire, des valeurs et

une responsabilité. C'est précisémen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choisissons avec attention les personnes qui rejoignent notre famille.

L'ENDROIT OÙ L'ON SE SENT EN SÉCURITÉ

Lorsque la répétition se termine, la soirée n'est pas forcément finie. Très souvent, nous allons manger ensemble. C'est l'un de mes moments préférés. Les tensions retombent, les éclats de rire prennent le relais. Nous parlons de tout et de rien, nous refaisons les balls, nous imaginons les prochains projets, nous partageons simplement un repas. Ce sont ces instants, loin des compétitions et des projecteurs, qui créent les liens les plus solides. C'est là que la house existe dans ce qu'elle a de plus vrai. Une house est un endroit où l'on apprend que la réussite individuelle n'a de sens que si elle permet aux autres de grandir avec nous.

Beaucoup pensent qu'il suffit d'être un excellent danseur ou danseuse pour rejoindre une house. Ce n'est jamais le premier critère. Le talent impressionne. Le caractère construit une famille.

Pendant longtemps, la société a voulu faire croire aux personnes LGBTQIA+ qu'elles devaient survivre seules. Les houses racontent exactement l'inverse. Elles nous rappellent que personne ne devrait

traverser la vie sans famille, même si cette famille n'est pas biologique.

C'est peut-être pour cela que le mot «house» est si juste. Une maison n'est pas seulement un lieu. C'est l'endroit où l'on se sent en sécurité. Où l'on peut enlever son armure. Où l'on est accueilli sans avoir à prouver que l'on mérite d'être aimé.

C'est exactement ce que représente une house pour moi. Je n'y ai pas seulement trouvé un nom. J'y ai trouvé des frères, des sœurs, des enfants, des parents de cœur. J'y ai trouvé une responsabilité, une histoire qui me dépasse et que j'ai le devoir de transmettre à mon tour. On peut perdre une adresse. On peut déménager. On peut changer de ville ou de pays. Mais lorsqu'on a trouvé sa house, on emporte toujours sa maison avec soi. ➤

(1) «Et, ma chérie, j'ai eu la meilleure du m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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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DAIN»

Une pour l'autre

Double prix d'interprétation à Cannes, le film de Ryusuke Hamaguchi, avec Virginie Efira et Tao Okamoto, suit l'amitié entre une directrice d'Ehpad et une artiste atteinte d'un cancer. Un mélodrame thérapeutique qui révèle une profonde mélancolie.

Par SANDRA ONANA

Soudain, le cas curieux du Japonais Ryusuke Hamaguchi (déjà l'auteur de dix longs métrages, oscarisé pour Drive My Car) prend un tournant inopiné. Soudain, voici Virginie Efira dans le rôle d'une directrice d'Ehpad qui parle couramment japonais, et se démène pour former ses collègues à une philosophie de soins novatrice nommée, ça ne s'invente pas, «humanitude» (la chose existe par ailleurs). Mieux vaut prévenir, le spectateur est prié de laisser son mauvais esprit aux vestiaires, ou à l'entrée du jardin – lieu où se déploie l'utopie du film, tel un Eden zen de la fin de vie. Du moins, s'il veut se donner une chance d'atteindre cet état de vulnérabilité qui pourrait le laisser ultime-

ment sans défense, le menton qui tremble et le cœur à genoux. Ferait-on preuve de tant d'indulgence envers un cinéaste français ? Pas sûr... Rien que ce rôle de sainte offert à l'une de nos plus grandes et irrésistibles actrices, vaudrait faute de goût ou paradoxal manque de simplicité – trop d'humilité irradiante, de bienfaisance ton sur ton pour nous désaltérer à la source d'une authenticité aussi appuyée... Quoique ?

Bain à bulles

Dialogué en deux langues mais situé à Paris, le premier projet en France du cinéaste fait l'effet d'une mélodie non native à l'oreille, délocalisée, comme s'il charriait une sourde altérité dans les mots et les attitudes. Le Mal n'existe pas, titre du précédent film de Hamaguchi, irait comme un gant à ces trois heures

quinze de calmes épiphanies, d'une politesse extrême devant les épreuves du monde social et tout ce que traversent pourtant les hommes : vieillesse, mortalité, dépossession du corps.

C'est l'histoire de deux moitiés d'une même femme : Mari, diminuée, mourante d'un cancer, et Marie-Lou, la vivante insomniacque. L'une, Japonaise, monte au théâtre des créations sur la folie et les impasses de l'institution psychiatrique. L'autre expie la mort d'une mère autrefois maltraitée en maison de retraite, en se dévouant au soin jusqu'au burn out. Les deux se rencontrent au hasard dans la plus belle scène du film. Mais semblent en fait se retrouver d'une autre vie où elles se connaissaient par cœur, aimantées par le besoin vital de ne plus jamais se quitter. Leur rohmérienne déambulation le long des quais de Seine a pu décider le jury du Festival de Cannes à décerner un double prix d'interprétation à Virginie Efira et Tao Okamoto, accordées comme deux instruments harmonieux.

Soudain bavarde donc poétiquement en plan séquence, s'installe dans de confortables parenthèses pour oublier, à raison, quelle urgence imposerait de les refermer. L'urgence, voilà l'ennemie, complice d'une obsession du temps rentable contre laquelle entend lutter le film. Hamaguchi n'a rien contre les exposés, où les deux amies s'instruisent mutuellement sur le poison du néolibéralisme. C'est l'aspect didactique d'un film qui flirte avec

l'essai (inspiré d'une correspondance épistolaire entre deux chercheuses), sa veine «qu'en dirait Karl Marx ?» bienvenue pour réfléchir à son propre surmenage.

Les spectateurs phobiques des pieds doivent aussi s'attendre à un grand nombre de plans de petons massés jusqu'au nirvana. A Cannes, on a vu des festivaliers en sortir comme après un bain à bulles, donnant à voir Soudain comme un film-thérapie ou une expérience de conversion. Ce qu'on peut y ressentir de plus fort, étrangement, excède ces états de plénitude qu'un complot RH aurait tôt fait de recycler à son avantage.

Echo aux regrets

Sous ces assauts de bonté, c'est une douleur qui naîtra à coup sûr chez les désespérés de l'effondrement, les moins convaincus que l'«humanitude» nous sauvera. Là, d'un coup, jaillit l'émotion avec une seule réplique qui terrasse les sourires narquois, comme un écho aux regrets qui attend tout mortel au soir de sa vie, ou devant l'extinction prochaine du monde entier. Le film bascule de l'aride à l'organique, du sociétal à la destinée humaine, comme ça, en nous disant : «Il n'y a pas de meilleur monde que celui-ci, c'est une évidence.» Vous pleurez ? Ça y est, vous êtes humanifiés. ◆

SOUDAIN de RYUSUKE HAMAGUCHI avec Virginie Efira, Tao Okamoto, Kodai Kurosaki... 3 h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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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e-Lou (Virginie Efira) et Mari (Tao Okamoto). PHOTO DIAPHANA DISTRIBUTION

CINÉMA

Soudain, qui manifeste de bout en bout, envers et contre tout, une attention à l'autre se dressant contre son époque.

Vous aviez l'intuition que ce film se ferait plus facilement en France qu'au Japon. Pourquoi?

Au départ du projet, il y a une correspondance entre deux chercheuses [l'anthropologue Maho Isono et la philosophe Makiko Miyano, ndlr] autour de concepts très abstraits. Je crois que les producteurs n'auraient pas été en mesure, si on avait fait le film uniquement au Japon, de rassembler les fonds nécessaires. Trop d'incertitude sur la capacité à trouver un public. Et puis au moment où j'imagine Soudain, il y a des références qui me sont venues du cinéma français. A commencer par Rohmer, Ma nuit chez Maud, et ses grandes conversations philosophiques. Jean Eustache aussi. Le public français a la capacité de regarder ce genre de films comme un divertissement, il y a une culture des films de dialogue. Quand la société de production CinéFrance m'a proposé une collaboration, je me suis dit voilà, cette mémoire du cinéma va peut-être me permettre de faire ce film.

Qu'est-ce que cela change de diriger des acteurs dans une langue que vous ne parlez pas, et qui ont aussi d'autres manières de bouger?

Quand j'écris le scénario, je l'écris aussi avec mon corps, avec la manière dont on bouge, effectivement, au Japon. Il y avait un travail obligatoire de traduction vers le français, où le texte devait être respecté, mais il fallait aussi que la traductrice Léa Le Dimna puisse, du fait qu'elle vit en France, qu'elle a ce rapport au corps-là, l'adapter à cet endroit. Cela dit, quand on a commencé à travailler avec les comédiens, je leur ai dit d'emblée: «Je suis un étranger, j'ai écrit ce scénario, est-ce qu'il y a des choses qui vous gênent?» Ils m'ont très vite répondu que non. Une fois que ce travail autour du texte est fait, mon travail ne change pas tellement de ce que je fais au Japon.

C'est-à-dire?

Ce qui compte pour moi, c'est de pouvoir préserver un cadre dans lequel les comédiens se sentent suffisamment en confiance pour pouvoir jouer. Pour ce qui est du corps, de la façon de se mouvoir, ils sont français et ils ont les codes. L'important, c'était qu'ils puissent avoir le moins d'inquiétude possible par rapport au texte pour se sentir disponible sur le plateau. On

donc a fait énormément de lectures en amont, de façon à ce que le corps soit très imprégné du texte. Ensuite, il fallait avoir cette attention à l'autre, travailler dans un climat de confiance. Mon travail c'est de construire cet espace-là.

Ce que le film dit du capitalisme pourra parler à tout le monde, même si c'est particulièrement accru dans le domaine du soin. A quel moment cette réflexion est arrivée dans le scénario?

Je suis venu faire des recherches en France en 2024 pour les besoins du scénario. Je cherchais un pont pour lier les deux pays qui permette de construire l'arc narratif du film. C'est à ce moment-là que j'ai repensé à une technique de soins qui s'appelle l'humanitude, sur laquelle je m'étais documenté. C'est une technique créée en France qui existe depuis une quarantaine d'années et a été importée au Japon. Je suis venu visiter des Ehpad qui essaient de mettre en pratique cette technique, certains où elle est bien ancrée, d'autres où c'est plus difficile. Pour quelles raisons le personnel soignant en France était-il confronté à des difficultés? J'ai commencé à réfléchir aux raisons systémiques qui font que le milieu du soin fait souvent face au manque de temps. Ces questions touchent plus largement la société dans laquelle on vit, le fonctionnement dans lequel on est pris. Pourquoi est-ce qu'on se retrouve si souvent obligé de faire quelque chose qu'on n'a pas envie de faire? Pourquoi est-ce qu'on est amené à traiter les gens comme des objets? Cela vaut aussi pour le milieu du cinéma, le travail qu'on peut mener avec les acteurs, cette tendance à vouloir, comme des marionnettes, les manipuler à notre guise.

Le sujet est traité de manière étonnante, via un grand tableau avec des schémas...

Il y a un film qui a été une référence importante pour moi, c'est Casier judiciaire de Fritz Lang. A un moment Sylvia Sidney s'adresse à George

Raft à l'aide d'équations mathématiques pour lui expliquer pourquoi le crime ne lui va pas. Au départ, la situation n'est absolument pas cinématographique, et pourtant je trouve que la façon dont la séquence est stylisée permet d'accéder à une compréhension. Pour Soudain, la mise en scène est assez simple: on est restés très fidèles au scénario, filmé dans l'ordre. C'est Mari (Tao Okamoto)

qui explique, mais au montage, la séquence s'est beaucoup construite avec les réactions de Marie-Lou (Virginie Efira). C'est l'interaction entre elles deux qui permet à la séquence d'exister.

Tous les films sollicitent la participation des spectateurs, mais les vôtres ont une manière un peu sorcière de nous engager... Il est difficile pour moi de mesurer les effets que le film génère, mais s'il a produit cet effet sur vous, j'en suis ravi. Je crois que cette participation se met en place à mesure qu'avance le film. Dans les 30-40 premières minutes, Soudain ne délivre des informations que très fragmentées. Pour pouvoir comprendre, le spectateur doit faire travailler son imagination. En même temps, si l'on n'en donne pas assez, ce travail s'interrompt. Je crois que cet équilibre-là me vient des documentaires de Frederick Wiseman. J'ai beaucoup appris en regardant la manière qu'il a de tout mettre en place.

Le film parle de ce qui reste de nous quand notre corps nous lâche. Pourquoi ce sujet vous intéresse-t-il?

Si je vous dis ALS, ça vous parle? [la sclérose latérale amyotrophique, ou maladie de Charcot, ndlr]. Le corps se trouve de plus en plus paralysé, jusqu'à ce qu'il ne puisse presque plus communiquer, seuls les yeux continuent à bouger.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pour les besoins de Asako I & II j'avais rencontré un monsieur atteint de cette maladie, Hiroki Okabe. Il communiquait avec un panneau réceptif au regard. Au dernier stade de cette maladie, même les yeux finissent par ne plus bouger et de l'extérieur, l'on ne sait si l'esprit continue à vivre. Ma conception de ce que c'est que de vivre a vraiment changé au gré de nos échanges. On est restés en contact. Et monsieur Okabe m'a dit: «Si je vivais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thanasie était autorisée, je pense que j'aurais été fatalement attiré par cette issue. Tous les patients qui souffrent de cette maladie, s'ils avaient le choix de mourir, courraient probablement à cette solution.» Du fait que ce ne soit pas le cas, il a développé une autre idée qui fait l'objet d'une réplique de Marie-Lou dans le film: jusqu'à ce qu'on meure, on vit. Jusqu'au dernier moment, jusqu'au dernier souffle. Cette idée s'est ancrée très fort en moi. Monsieur Okabe est mort pendant le tournage de ce film, mais j'aurais vraiment aimé pouvoir le lui montrer, il y a beaucoup contribué.

Recueilli par

ELISABETH FRANCK-DUMAS

«Pourquoi est-ce qu'on est amené à traiter les gens comme des objets?»

Le cinéaste japonais Ryusuke Hamaguchi revient sur son attache au cinéma de Rohmer, sur son travail avec ses deux actrices, la place du corps et sur l'importance de l'attention portée à l'autre.

Quelques jours ont passé depuis la projection de son beau Soudain à Cannes, et c'est encore toute baignée de son humanisme, de ses envoûtantes nappes de paroles et de l'ambition de son projet que l'on se presse pour rencontrer Ryusuke Hamaguchi. Il grignote du chocolat noir en nous répondant de manière précise, manifestant comme toujours (et à chaque fois on le note) un impressionnant souci du bien-être de ses comédiens. Le double prix d'interprétation reçu par Virginie Efira et Tao Okamoto, elles le soulignent, lui doit beaucoup, comme si le tournage de ce film-ci avait été une utopie à l'image de ce que raconte

INTERVIEW

ELISABETH FRANCK-DU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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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an McGregor et Anne Hathaway. PHOTO WARNER BROS. FRANCE

«La fin d'Oak Street», c'est l'heure du dino

Dans la lignée poussiéreuse d'un pop-corn movie 80's, une famille américaine est projetée dans le mésozoïque à la merci des dinosaures. Sans qu'on se sente vraiment concernés.

Des gens qui cherchent désespérément à rentrer chez eux, des terres hostiles, des créatures de cauchemar, des enfants intelligents, un chien génial et Anne Hathaway à deux doigts du break: ainsi vont les blockbusters en cet été 2026. Enfin, de blockbuster, la Fin d'Oak Street n'a pour l'instant que la charpente. Pour les chiffres, il faudra attendre, d'autant que David Robert Mitchell n'est pas exactement un habitué des ragoûts consensuels. Petit génie dont on avait fini par ne plus attendre le retour, le cinéaste améri-

cain est tombé dans l'enfer du développement de projets après trois films hautement estimés, The Myth of the American Sleepover en 2010 (sans doute son meilleur, trait d'union parfait entre Breakfast Club et Dazed and Confused), le carton horrifique It Follows en 2014 et le beaucoup plus mitigé maelstrom pop Under the Silver Lake en 2018. Trois films denses, labyrinthiques, brillants et agaçants, qui portaient tous en eux une poignée de mystères enfouis, quelque chose de profondément fascinant qui donnait envie, systématique-

ment, de les retourner, désosser, questionner.

Dislocage. De ce point de vue, la Fin d'Oak Street marque un net virage: premier film du réalisateur en major (Warner), produit par J.J. Abrams, initialement issu de l'«universe» Cloverfield et emballé comme un pop-corn movie 80's sous cloche. Soit une famille en apparence parfaite qui vit en 1982 son rêve de banlieue pavillonnaire et se retrouve subitement, par la grâce d'un dislocage temporel, projeté avec tout son quartier dans une

forêt du mésozoïque, à la merci des dinosaures. Pas grand-chose à voir pourtant avec Jurassic Park, le film tient beaucoup plus de Gremlins ou Retour vers le futur, sans jamais toutefois trouver le ton ni le tempo adéquats. Trop long et laborieux dans sa mise en place, il souffre par la suite d'un côté superficiel et à demi anesthésié qui donne souvent l'impression de regarder toute cette gentille agitation de très loin. Il faut attendre le dernier quart d'heure et un revirement inattendu pour enfin trouver un peu de tension et de mor-

dant. Ou bien aller chercher le salut dans les sous-textes.

Sens. Lire le film comme un commentaire assez malin sur la fiction contemporaine engluée dans le passé, pas tant par nostalgie mais parce que le présent bouche trop d'issues narratives – la Fin d'Oak Street fait partie de ces films qui auraient été salement mis à mal par l'existence d'Internet et du smartphone et si l'on doit le happy end final à une cabine téléphonique, ce n'est sans doute pas pour rien. Ou apprécier ces deux scènes en apparence gratui-

tes où des personnages s'isolent pour pleurer en écoutant de la musique, seule manière d'accepter la vie à un moment où plus rien n'a de sens. C'est par ces petites brèches que la Fin d'Oak Street, comme tous les films de Mitchell, peut passer de terne à mignon, de pénible à intrigant. Sinon, il y a le chien. Qui, lui, quelle que soit la lecture qu'on en fait, est absolument dément.

LELO JIMMY BATISTA

LA FIN D'OAK STREET de DAVID ROBERT MITCHELL avec Ewan McGregor, Anne Hathaway... 1h39.

«Arcobaleno», dancing ruines

Dans le sud de Rome, Pablo Cirès a filmé pendant cinq ans la survie d'un club de soirées dansantes, dressant le portrait sensible d'une microsociété face au temps qui passe.

Bienvenue dans la famille d'un cinéaste, son petit monde reculé, sur-vivotant dans la commune de Latina, au sud de Rome. De ce nom d'arc-en-ciel dont il s'est baptisé, l'Arcobaleno garde les pâles couleurs d'un antique prestige. Le dancing accueille tous les samedis des soirées dansantes, à l'ancienne et pour seniors, banquet à la bonne franquette, orchestre familial entonnant des liscio, mazurkas, valses et tangos. Le Covid a mis un arrêt brutal à la petite

entreprise déjà mal en point, déjà délabrée sauf les soirs de fête où tout, soudain, se réenchante aux sonos et guirlandes, aux chansons pour danser comme au bal du village les 15 août.

Qui n'a pas un jour tenté de retenir le temps, de s'armer d'une petite caméra pour enregistrer ses proches? Il existe une internationale du «cinéma des familles», où le noyau commun des liens de parenté forme microsociété universelle qui entend résonner familièrement en chacun de nous. En 2020, Pablo Cirès avait consacré son premier court sobrement intitulé Mamma à sa mère, choisissant de lui dédier le film de ses derniers instants, d'un mal qui allait l'emporter. Mamma, nonna, cugina: la mère, la grand-mère, la cousine, le reste de la famille, Erminio et Maurizio les oncles fatigués, et la promesse des petits-cousins en barboteuse, se croisent dans la petite entre-

Arcobaleno documentaire de Pablo Cirès. PHOTO LES ALCHIMISTES

prise qui périclite de mère en fils. Cirès arpente en va-et-vient (lui a grandi à Paris, passant ses vacances dans ce coin d'Italie), sur les cinq années où s'est étalé le

tournage, entre la pandémie qui figea le lieu en carcasse fantôme, artisanat qui prend l'eau, exercices d'orchestre fellinien dépenaillé, et les maigres espoirs

caressés par les deux oncles survivants – après la disparition de la matriarche – qu'Elisa «Théritière» relance le dancing en ludothèque, misant sur enfants et parents en clientèle renouvelée. L'Arcobaleno se noie à mesure que la petite piscine hors-sol s'agrandit, seule oasis au milieu du paysage sec de chaleur où barboter comme un bébé. «Je suis né ici, je mourrai ici.» De la mèche rebelle de sa grand-mère à la chenille du relais des générations du Nouvel An, Cirès ne feint pas de n'y être pour rien, et sans garder de distance il se mêle aux êtres qui l'attendrissent, lui le «Parisien», et qui le matent en retour, las et sceptiques, lui expliquent et l'interpellent, attendent et vaquent, et vieillissent. Le film délicat saisit bien le temps qui passe, le désœuvrement empêtré, les deuils presque muets, et l'attente des grands soirs, en se promettant surtout de ne jamais se lasser de regarder les gens danser.

CAMILLE NEVERS

ARCOBALENO de PABLO CIRÈS (1h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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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ÉMA

«Un Grand Raccourci», détours vers le futur

Ce premier long métrage suit le destin de deux garçons et deux filles où se mêlent système D et âge des possibles, dans une comédie délicieuse et d'une justesse rare.

La Fontaine avait raison. Le chemin le plus court pour aller quelque part, c'est d'abord d'y aller, de ne craindre ni lenteur, ni embûches, ni impasses, quitte à trouver les expédients nécessaires pour les contourner. Faire des détours pour atteindre son but, ainsi va la vie et ses balbutiements. Pour Clément Devilliers et Armand Foëx, les deux jeunes auteurs de ce premier long métrage d'une grâce et d'une fraîcheur désarmantes, ce fut aussi un grand raccourci. A 22 ans, les deux Nantais qui se sont connus au collège, ont d'abord bricolé des nuées de courts métrages, dont certains sont sur YouTube (allez voir Fragment d'un Antoine amoureux et Nos Cabanes), avant de viser le graal d'un premier long, produit à coups de crowdfunding et autres prêts étudiants, avec l'aide d'un producteur aussi jeune qu'eux et d'une équipe rencontrée sur les bancs d'écoles de cinéma. L'expérience fut consignée au quotidien sur Instagram, gen Z oblige. On est assez loin du folklore internet dans Un Grand Raccourci dont les personnages principaux sont quatre jeunes gens très connectés. Dans ce coin paumé de la Bretagne, loin des côtes touristiques, il faut bien trouver sa voie. Quand le désert rural ne laisse pas beaucoup d'opportunités, mais qu'on n'a pas envie de partir, restent le système D, les petites magouilles pour s'en sortir. Des deux cousins, Corentin (Jules Porier), le plus débrouillard, n'hésite pas à

forcer le destin en s'improvisant dératiseur, après avoir lâché des rongeurs dans les fermes du voisinage, quand Grégoire (François Le Bris), plus taciturne, aimerait plutôt remettre à flot le restaurant familial qui périclite depuis que la concurrence livre à domicile. Dans le même temps, Louise (Sara Montpetit), lutin réservé, se laisse convaincre par Maeva (Louise Labèque), la grande gueule du tandem, de se présenter au concours de Miss Côtes-d'Armor, afin de promouvoir un business de bijoux fantaisie achetés sur des sites chinois au dixième du prix qu'elles aimeraient revendre. Quitte à se coller des patchs sous les talons pour atteindre le mètre 70 réglementaire et avoir le droit de concourir. Improbables parcours croisés de ce double duo garçons et filles qui se percuteront dans un génial plan-séquence en voiture, tout en quiproquos. Au-delà de la tendre ironie épinglant l'entrepreneuriat, son idéologie de la gagne, et l'hypocrisie des concours de beauté, Un Grand Raccourci, comédie délicieuse, déjoue autant les pièges de la chronique sociale misérabiliste que l'urgence affectée du teen movie, la rébellion souvent embellie par la nostalgie de cet âge des possibles. Les cinéastes ayant l'âge de leurs personnages, c'est avec une justesse rare et des dialogues hilarants portés par des acteurs, tous merveilleux, qu'ils abordent les épreuves de la vie (le deuil de la grand-mère, le départ du cousin), et les règles absurdes que le système impose. Autant de rituels qu'ils ont encore l'innocence mature de questionner.

NATHALIE DRAY

UN GRAND RACCOURCI de CLÉMENT DEVILLIERS et ARMAND FOËX avec Jules Porier, François Le Bris, Sara Montpetit, Louise Labèque, Olivier Rabourdin... 1h21.

La première qualité d'Une Aube nouvelle est sa plastique. PHOTO ADN

«Une Aube nouvelle», tel père tel édifice

Le film premier film de Yoshitoshi Shinomiya, à l'esthétique irréelle, explore le combat contre l'avancée du béton et la destruction du foyer d'enfance de trois jeunes.

Une Aube nouvelle a beau être un premier film, ses images disent comme il s'inscrit dans une certaine école du cinéma d'animation japonais. Animateur clé et assistant réalisateur sur Your Name, l'un des plus grands succès commerciaux de ces dernières décennies au Japon, et avant cela responsable des décors de The Garden of Words et Voyage vers Agatha, Yoshitoshi Shinomiya s'est fait une place en gravitant dans l'orbite de Makoto Shinkai. Comme les films de ce dernier, Une Aube nouvelle baigne dans une lumière irréelle, pleine d'effets de transparence quasi aquatique et de couleurs trop vives pour sembler fidèles.

Assurance. Mais quand les images de Shinkai assument leur aspect synthétique et numérique, Shinomiya lorgne lui la peinture, notamment dans des décors sylvestres où l'aquarelle semble onduler au

rythme du vent dans les branches. La première qualité d'Une Aube nouvelle est sa plastique. Son dessin mais aussi son langage cinématographique, le cinéaste jouant avec le montage (des coupes avec ellipse d'une demi-seconde pour dynamiser une scène, des raccords par la forme), le surcadrage à foison, voire avec le registre d'images, notamment lorsqu'il figure un moment d'ébriété en faisant basculer son film en stop-motion live-action. Cette assurance impressionnante pour un premier long, Shinomiya la met au service d'un récit qui couve doucement, d'un film qui semble comme écrasé par la touffeur estivale berçant ses personnages. Une Aube nouvelle dit sans livrer toutes les clés, les motivations de trois jeunes adultes qui débutent dans leur vie professionnelle, se sont éloignés et se retrouvent autour de la vieille maison en bois qui les a vus grandir. Ils ne sont pas vraiment frères et sœurs, mais c'est tout comme. Tous partagent la même figure paternelle, la même absence. Fabricant artisanal de feux d'artifice, M. Obinata tirait ses roquettes depuis cette maison installée entre la forêt et la baie. C'était avant un avis d'expulsion, avant le sentiment d'inutilité. Il n'est plus là mais les enfants refusent d'admettre que cette maison, dont les recoins biscornus sont

quasiment de chaque plan, appartient au passé. Film de résistance, Une Aube nouvelle dit les derniers jours d'un branle-bas de combat pour conjurer l'avancée du béton, pour repousser des travaux de développement urbain et la destruction des lieux.

Zone. La dimension politique de ce qui ressemble à la constitution d'une zone à défendre, Shinomiya ne semble pas la voir. Incapable de transcender ses personnages pour dessiner une aventure collective, le film s'accroche à la dimension purement personnelle, individuelle, de la protection d'un lieu, d'une histoire familiale. S'il y a quelque chose de séduisant dans le ton et l'écriture de cette coproduction franco-japonaise signée Miyu (comme We Are Aliens, tous deux présentés à Annecy), le film sombre dans son dernier tiers dans une pirouette mystique, quand les gamins se mettent en tête de concocter un feu d'artifice mythique après lequel courait leur père pour repousser l'envahisseur. Une poésie fatiguée, trop rabâchée pour vraiment toucher.

MARIUS CHAPUIS

UNE AUBE NOUVELLE de YOSHITOSHI SHINOMIYA avec Riku Hagiwara, Kotone Furukawa, Miyu Irino... 1h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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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inéaste singulier, arpenteur mélancolique, est mort à 65 ans. De «Rome désolée» à «This Is the End», il a construit une œuvre intime et queer, mêlant les villes, les amours, l'art et le désir de se réinventer.

On se souvient avoir visité un jour son appartement alcôve de Strasbourg-Saint-Denis (au cœur de Paris) pareil à une cellule de dandy artistiquement tapissée de livres et de reproductions de peintures, éclairage tamisé pour un Des Esseintes d'avant-garde facile à croiser en ces parages, toujours smart en costume Van Noten avec le même parfum et la voix légèrement tremblante, ironique et suave dont il aimait à raconter où il en était d'un travail toujours en cours.

Le cinéaste Vincent Dieutre est mort à Paris à l'âge de 65 ans. Ayant toujours travaillé en dehors de l'industrie du cinéma qu'il jugeait trop marquée par des critères du marché, fut-ce d'art et essai, mais sans non plus chercher à prospérer à l'intérieur de la galaxie vidéo de l'art contemporain, il a véritablement dessiné son propre territoire, en étant à la fois cet artiste reconnu à l'international, régulièrement invité à montrer ses films dans les festivals internationaux, faisant des programmations pour la Fémis ou animant des ateliers au Fresnoy, et cet inconnu dans les villes, cultivant l'art de la déambulation et de la distraction attentive sur les pas d'un Walter Benjamin.

SAISON EN ENFER

La révélation de son cinéma date de 1996 avec Rome désolée, film-essai en forme de confession dit par l'auteur en voix off, où il évoque ses errances nocturnes, ses dragues pédé, la recherche de la dope, l'addiction et la déchéance. A l'image, c'est l'envers de la carte postale, la ville vue comme un décor post-pasolinien, «parfaite métaphore de la psyché où s'emplent ruines du passé, vestiges du présent et fantômes du futur», comme l'on écrit dans Libé à sa sortie. A l'époque où il tourne le film, le cinéaste est encore plongé dans les affres de l'addiction sévère, il boit à tomber. La drogue s'est invitée dans sa vie très tôt dans les années 80. Pendant ses études d'histoire, il sort beaucoup, fréquente le Palace, le Sept, à Paris, mais il passe aussi du temps à Rome et New York où il sort au mythique Studio 54. C'est donc dans l'euphorie crépusculaire de la fin des années 70 et dé-

Vincent Dieutre au festival du film de Locarno (Suisse), en 2008. PHOTO XAVIER LAMBOURS. SIGNATURES

haut la mélancolie d'une solitude constitutive et «irrimédiable» mais en connexion constante avec une constellation de gens impliqués dans son activisme intellectuel et créatif, sa «générosité et son énergie».

INDÉNIABLE DANDYSME

Constellation qui ne saurait être complète sans la dimension queer d'une œuvre où il est régulièrement question des amants à retrouver éparpillés dans plusieurs ports ou villes lointaines, sujet notamment de son This Is the End à la recherche d'un homme qu'il a aimé quarante ans plus tôt: «J'aime retrouver un être aimé à l'occasion d'un film, comme pour faire le point.»

Jaurès est aussi filmé depuis l'appartement d'un homme dont il partage la vie quelques mois et dont les fenêtres donnent sur un campement de migrants à Paris et où Eva Truffaut joue une part importante, comme d'ailleurs sur l'ensemble de son œuvre.

Interviewé dans la revue Débordement, Dieutre dit encore: «Chacun de mes films est un peu comme le journal d'une année, je donne de mes nouvelles, sous des formes très diverses. Effectivement, la position de voyageur conforte encore plus l'idée d'une personne qui serait touriste de sa propre vie, et s'étonnerait lui-même de certaines réalités.» Un genre d'ego trip intégralement estime, tourné vers la géographie, l'histoire, le feuilletage des références à la manière des Vertiges de W.G. Sebald.

Vincent Dieutre est né à Rouen. Son éducation artistique, il la doit à son grand-père maternel qui l'accueille dans son petit bureau et lui fait écouter du Wagner ou l'amène visiter vieilles églises et châteaux. La peur et la fascination de la mort envahissent l'enfant tôt comme il l'avait raconté, complètement fasciné par la danse macabre de l'Altre Saint-Maclou, ancien ossuaire des victimes de la peste et comiquement devenu le site de l'école des Beaux-Arts de la ville. Son indéniable dandyme fortement tabagique lui donnait des allures de personnage proustien aussi bien préoccupé des traces à retrouver du jansénisme aujourd'hui que des révolutions à penser pour ne pas vivre dans les clôtures d'un capitalisme anesthésiant. Il travaillait sur Chantal A. Bruxelles, un film autour de Chantal Akerman, figure tutélaire. Espérons découvrir en salles un jour ce que tardivement il avait encore à lui dire par-delà une frontière qu'il a fini par franchir à son tour.

DIDIER PÉRON

Vincent Dieutre L'aventurier intérieur

but des années 80 qu'il découvre son homosexualité, qu'il se prend en pleine figure la découverte des films de Chantal Akerman ou de Warhol, «l'étincelle, l'émotion et la sensation de jamais-vu qui m'ont frappé de plein fouet».

Il passe avec succès le concours de l'Idhec (devenu la Fémis) et à l'issue de ce cursus, il tourne donc en équipe réduite Rome désolée qu'il qualifia lui-même de «tournage catastrophique», qui le conduit à s'exiler à Londres pour une cure de désintoxication. Le montage du film se fera donc après cette saison en enfer. Cette sortie de l'addiction, sujet qu'il évoquera ponctuellement

et sans masque à plusieurs moments dans ses films, marque un nouveau rapport au monde qu'il faut apprivoiser, parcourir à partir d'une perception comme rena-

sante à elle-même, recomposant son énergie à travers le goût de la culture, de l'art, d'une approche à la fois réflexive et autobiographique, auto-analytique, qui n'est jamais complaisante mais intensément traversée de trouvailles, de «coq-à-l'ine» comme il aimait à le dire, comme on le verra encore dans Leçons de ténèbres ou Mon voyage d'hiver. Vincent Dieutre y conjugue son existence dans un rapport intime pour le premier avec la pein-

ture du Caravage, dans l'autre avec la musique, le Winterreise de Schubert, trame d'une somptueuse évocation de l'Allemagne: «Ces films cherchent à savoir à quoi correspond le fait d'être européen aujourd'hui.» Les projets de films vont aussi communiquer avec un désir d'écriture et de retrouver un nouveau collectif, ce qui s'accomplit à travers sa participation à l'aventure critique de la Lettre du cinéma, de même qu'il écrira plusieurs textes dans diverses revues ou encore de la critique musicale pour Politis. L'écrivain Julien Thèves qui, après avoir découvert Rome désolée, a immédiatement cherché à le rencontrer, décrit le paradoxe d'un artiste qui paraît 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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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REDI 12

Le temps est calme et ensoleillé partout, la chaleur arrive vite et la canicule se met véritablement en place.

LAPRÈS-MIDI Chaleur caniculaire sur l'ensemble du pays sous un soleil de plomb. Plus de 35°C sur une grande bande centrale, au sud et jusqu'au bassin parisien.

JEUDI 13

Matinée calme et déjà chaude.

LAPRÈS-MIDI La canicule bat son plein avec des températures proches des 35 à 38°C de façon généralisée. Les fortes chaleurs persistent jusque tard dans la soirée. Nuit étouffante.

-10/0°	1/5°	6/10°	11/15°	16/20°	21/25°	26/30°	31/35°	36/40°

Sol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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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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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tes	26	36	Montpellier	25	35	Jérusalem	24	33
Paris	21	37	Marseille	25	32	Londres	1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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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ERS MON ENDROIT (1/8)

Annexe nihilo

La cabane de jardin de Philippe Claudel

Exploration de l'abri dans lequel l'écrivain et président de l'académie Goncourt lit, bricole, écrit, entasse et se souvient.

Sur les plans originaux de l'architecte, qui datent de 1875, la petite maison est désignée tout à la fois comme « poulailler, pigeonnier et porcherie ». Cela est écrit, d'une très admirable écriture comme on savait jadis en produire à la plume. L'encre est violine, presque vineuse. Des porcs, je ne sais pas si la petite maison en a connu. J'en doute. Pigeons et poules, oui, j'en mettrais ma main au feu.

Elle possède un toit excessivement pointu, à deux pans, des murs en brique rouge, un sol qui fut de terre battue – au temps des cochons espérés – revêtu ensuite de ciment brut. Les murs intérieurs sont badigeonnés de peinture beige pâle. Elle possède une unique fenêtre, à croisations, côté ouest, un escalier de bois qui mène à l'étage où se trouvait le pigeonnier, une petite porte munie d'une trappe côté nord qui permettait aux pigeons d'entrer et de sortir.

Elle n'est pas très grande, une douzaine de mètres carrés au sol, mais son toit effilé et pointé vers le ciel lui confère une majesté de maison de conte de fées. Elle se situe au fond du jardin. Aussi l'avons-nous toujours appelée « la Petite Maison du jardin ».

J'ai passé quelques semaines, il y a longtemps, à rejointoyer toutes ses briques, à peindre ses boiseries, d'un bleu profond, un bleu de Prusse. A la rendre pimpante, digne d'accueillir Boucle d'or et les Trois Ours. Il devait y avoir de cela. On est marqué à jamais par ses premières lectures : ma femme a des

boucles blondes. Ce n'est pas un hasard, mais je n'ai jamais croisé un ours.

J'ai longtemps rêvé d'aménager la Petite Maison du jardin, de la rendre vivable, ou mieux encore, habitable. Dotée d'un confort minimal, mais assuré. En faire en quelque sorte, ici en Lorraine, à deux pas de ma demeure principale, un refuge rustique muni d'un poêle à bois, d'un canapé-lit éreinté, d'une commode, d'un bureau, où j'aurais pu venir rêver, lire, fumer, dormir. Je n'en ai jamais rien fait. Je ne le regrette pas. Très vite, elle a accueilli la tondeuse à gazon, les sièges de jardin durant l'hiver, les plantoirs, les bèches, bînettes, râteaux, fourches, crocs, pioches, les paniers à champignons, les

cannes à pêche qui témoignent d'une longue carrière halieutique puisque les plus anciennes sont en bamboo quand les plus récentes sont en carbone. Somnolent aussi les unes contre les autres des bicyclettes, trois ou quatre selon les moments, et près d'elles, la fameuse tondeuse à gazon, qui très vite a été rejointe par une débroussailleuse, un taille-haie, une tronçonneuse, une souffleuse de feuilles. Partout aussi, posés sans ordre, des bidons d'huile, d'essence, de mélange deux-temps, des boîtes de sang séché, de corne broyée, d'engrais pour géraniums, pour vivaces, pour arbustes.

Dans un angle – nord-est –, tout de même, un bureau. Un bureau en chêne blond, droit sorti d'une nouvelle de Maupas-

saient mettant en scène des fonctionnaires subalternes d'un ministère inutile, ou d'une pièce de Labiche. Deux caissons posés sur des pieds fins, munis de trois tiroirs chacun, un grand plateau, et sous ce plateau, au-dessus de chaque caisson, deux rallonges amovibles, que l'on peut faire apparaître et disparaître. Le meuble est assemblé sans vis aucune : tout en queues d'aronde. Ma femme et moi l'avions acheté pour 50 francs, en salle des ventes. Il nous a suivis dans tous nos logements. J'ai rédigé sur lui mes dissertations universitaires, j'ai planché mon agrégation, j'ai corrigé des milliers de copies, ai composé des parties de ma thèse. Et puis, un jour, voilà, quand on a beaucoup servi, on est mis à la retraite : les meubles aussi y ont droit. Direction la Petite Maison du jardin.

C'est en elle et sur lui que chaque début d'été j'entasse les livres qui me parviennent pour le Goncourt. Les piles sont impressionnantes mi-juin, elles ont fondu début septembre. Ensuite, elles disparaissent. Le bureau redevient nu. Ou presque.

Sur lui toujours, deux bougeoirs, que j'allume quand je viens là fumer un Toscano, rédiger une lettre à mon ami Yves Ravey, qui peinerait à la déchiffrer tant j'ai une écriture de cochon – ah, vous voyez, les cochons finalement! – des crânes de chevreuils et leurs bois, trouvés en forêt, quelques vieux couteaux hérités de mon

père, et qui ne coupent plus. Il y a aussi une pompe à vélo, une boîte de cire d'abeille pour graisser les selles en cuir. Au mur, devant moi, un vieux piolet, l'un de mes premiers, d'antiques pièges à taupe, un piston à vermifuger, une ampoule qui pend, des cordes d'escalade

hors d'usage, mais que je ne me résous pas à jeter, quelques photos, dont une très grande, vaniteuse, dans un cadre : j'ai 29 ans, je suis sur la côte pacifique du Mexique, dans un petit village aujourd'hui défiguré, Puerto Escondido. Je tiens dans ma main gauche une courte canne à pêche munie d'un impressionnant moulinet. Ma main droite disparaît derrière celui qui se tient à mon côté : un espadon-voilier de 3,03 m, suspendu au plafond d'un cabanon bancal. Je souris un peu. Je suis heureux. Je me prends pour Hemingway. Le poisson est magnifique. Je voulais le relâcher. Le propriétaire du bateau, qui est aussi celui de la petite gargote, m'a fait comprendre que j'étais fou. Je souris un peu. Je suis heureux et gêné. J'ai l'air d'un con.

Je viens souvent dans la Petite Maison du jardin, été comme hiver. Je m'assieds devant le bureau. J'ouvre les tiroirs. Ils contiennent quantité de vestiges de ma vie morte, des traces de multiples êtres qui ont porté mon nom, parlé avec ma voix, se sont mus dans mon corps, et qui ont laissé la place à d'autres avatars : des dessins, des mauvais poèmes, des stylos-plumes, des diapositives qui me montrent maigre et heureux, à 20 ans, sur des glaciers des Andes, des pipes, des gommes, des photographies de classe où je pose cravate en costume trois-pieces entouré d'élèves, des bouts de ficelles, des rustines, des paquets de graines de persil, des trombones, des clous, des allumettes, une vieille montre à gousset, dont je remonte le mécanisme et qui pour me faire plaisir se met de nouveau soudainement à hacher le temps.

Je ne suis jamais seul dans la Petite Maison du jardin, quand je viens y passer un moment. Il y a quantité d'araignées, de tailles, de couleurs, et de grâces diverses, qui me laissent en cadeau le drapé de leurs toiles, dans les angles des murs, sur les vitres de la fenêtre et l'embrasure de la porte. Il y a en permanence un ou deux couples de lérats dont je parviens parfois à distinguer les yeux de perles noires. Nous cohabitons en bonne entente : je ne les dérange pas, en échange de quoi ils ne souillent pas le lieu. Quelques chauves-souris se reposent à l'étage, sous le faîte du toit, tête en bas, imperturbables. J'ai écrit dans la compagnie de ce joli petit monde bien des chapitres du Rapport de Brodeck, et de quelques autres livres, dans le dépouillement, la nudité râpeuse du lieu, le froid qui venait aux doigts, car c'était l'hiver et que la température ne devait pas excéder ici cinq ou six degrés. J'aimais cela. J'étais bien. J'avais trouvé ma place dans cette maison, cette maison de contes, comme je vous l'ai dit.

De contes à écrire plutôt qu'à lire. ➡

Par PHILIPPE CLAUDEL

Collage avec MATHIEU ZAZZO et GETTY IMAGES

LE PORTR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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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S NOUS SOMMES TANT DÉTESTES...

Tout l'été, 30 histoires de rivalités

libé

Mercredi 12 août

Et au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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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s séries de l'été
• La BD...

LOUIS XI

VS CHARLES

LE TÉMÉRAIRE

Louis XI (à gauche) et Charles le Téméraire. PHOTO XOBIE BRIDGEMAN/MAUR MONTAUX LIBÉ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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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ÉTÉ / NOUS NOUS SOMMES VANT DÉTESTÉS...

Il y a des portes si fermées, des murs si épais, des remparts si bien gardés que même un roi de France peut s'y casser les dents. Passe encore s'il s'agit d'entrer; pour Louis XI, ce jour d'octobre 1468, il s'agit d'en sortir – vivant, si possible. Certes, dans cette forteresse de Péronne, sur la Somme, il n'est pas formellement prisonnier du maître des lieux, le duc de Bourgogne Charles le Téméraire. La belle affaire, quand les accès sont bouclés sous prétexte de sécurité, quand les couloirs résonnent des hurlements de colère de son hôte, et quand de vieux ennemis, défilant sous ses fenêtres, lui adressent un salut dont l'ironie ne lui échappe pas. Péronne, souricière des rois, où un lointain prédécesseur fut séquestré six ans au Xe siècle avant de mourir affamé ou empoisonné. C'est de plein gré que Louis l'habile, cette fois si mal inspiré, est allé s'y enfermer: cela s'appelle plonger dans la gueule du loup. Et le loup, ces jours-ci, est d'humeur à manger un roi.

A Péronne, on devait parler de paix. Trois ans plus tôt, le Téméraire était au premier rang des conjurés de la «ligue du Bien public». Couvrant d'idées généreuses leurs intérêts particuliers, les seigneurs rebelles avaient assiégé Paris, imposant à Louis d'inconfortables traités. En juillet 1468, le duc a épousé Marguerite d'York, sœur du roi d'Angleterre. Pour Louis, c'est l'addition des périls: les braises mal éteintes de la guerre de Cent Ans mariées au grand dessein du Bourguignon qui, de ses fiefs français et germaniques, ferait volontiers un royaume. Il faut négocier. Excès de confiance ou signe de bonne volonté, le roi se présente faiblement escorté sur les terres de son cousin. D'abord logé en ville, il craint pour sa sûreté et veut l'abri du château. Croyant se protéger, il s'enferme.

Passif d'assassinats réciproques

L'accident survient après deux jours de négociation: on apprend la révolte des Liégeois, remuants sujets de Charles, la capture de ses lieutenants... et la présence sur place de deux émissaires du roi. La suite est racontée par un témoin des événements, Philippe de Commynes, alors chambellan du duc. Instruit de l'insurrection de Liège, Charles «entra dans une grande colère, disant que le roi était venu là pour le tromper. [...] Il était véritablement remonté contre le roi, qu'il menaçait vivement, et je crois véritablement que, s'il avait trouvé auprès de lui à ce moment-là des gens prêts à le conforter dans cette disposition ou à lui conseiller de faire un mauvais sort au roi, cela eût été fait [...].»

Entre Louis XI et Charles le Téméraire, bluff bourguignon

Couronnes L'un règne sur une France affaiblie par la guerre de Cent Ans, l'autre est le duc tout-puissant d'une Bourgogne riche et brillante. Leur conflit, aussi géopolitique que personnel, structurera la carte de l'Europe.

Par DOMINIQUE ALBERTINI Infographie ALICE CLAIR et JULIEN GUILLOT

Le roi Louis XI rencontre Charles le Téméraire, duc de Bourgogne, à Péronne. Chromolithographie vers 1890, école française (XIXe siècle). 5 BIANCHEITTI. COLLECTION PRIVÉE

Ce dernier fut très effrayé, comme l'était tout un chacun, car cela ne laissait présager rien de bon.

Après une nuit passée à fulminer, Charles se présente le matin suivant «plus en colère que jamais: il menaçait et il était prêt à accomplir un acte grave». On peut faire la part de l'esbroufe dans ces vociférations, mais le caractère notoirement emporté du duc, et un passif d'assassinats réciproques entre les deux maisons, invitent à ne pas conclure trop vite au canular.

De ces heures terribles, Louis se tirera au prix d'un traité léonin et d'une nouvelle humiliation: il accompagnera le Téméraire dans sa répression de l'insurrection liégeoise. Les révoltés dont il avait nourri la flamme, et qui l'acclamaient en se soulevant, le verront arriver dans les valises de leur bourreau, arborant même sur ses habits la croix de Saint-André bourguignonne. Le massacre achevé et la coupe enfin bue, on le laisse aller, sauf mais pas fier de lui. Comme le dira cinq siècles plus tard un autre chef d'Etat (1) l'ayant échappé belle: cette fois, c'était tangent.

Ecart des tempéraments

Entre eux, cela n'avait jamais vraiment pris. En 1456, Louis, dauphin rebelle à son père Charles VII, avait trouvé refuge à la cour de Bourgogne. Il allait y passer cinq ans, entretenu par le duc d'alors, Philippe le Bon. Ce point de chute, d'un sens politique écrasant, jouait avec les plaies de la guerre de Cent Ans. Liée aux Anglais avant de rejoindre le parti français, la Bourgogne avait prospéré sur ses alliances successives. A côté d'un royaume essoré par le conflit, son faste et sa puissance étincellent. Pour Louis, ce sont les premiers contacts avec Charles, de dix ans son cadet. Et derrière un semblant de camaraderie, les premiers constats de l'écart des tempéraments. «L'humour du dauphin, son je-m'en-foutisme à l'égard de l'étiquette, ses mœurs débridées, son commerce trop étroit avec des subalternes, sa prédilection pour des tenues simples et, enfin et surtout, son impénétrabilité, portaient sur les nerfs du futur duc», dépeint l'écrivain belge Bart Van Loo (2).

Quelques années plus tard, suite à l'arrestation d'un agent français en territoire bourguignon, une délégation royale (Louis a coiffé la couronne en 1461) adresse à Charles d'outrageantes remontrances en présence de son père, Philippe le Bon, de quoi le Téméraire conçut «grande haine» (selon Commynes) et promit vengeance. Surtout, il ne devait pas digérer de voir Louis racheter à Philippe une série de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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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fortes en Picardie, cédées trente ans plus tôt par Charles VII. Voyant rogné un héritage qu'il pouvait espérer proche, le Téméraire s'engage à fond dans la fronde du Bien public, récupérant à l'issue les cités litigieuses (1465). Trois ans plus tard, c'est Péronne...

L'escalade est à la hauteur des enjeux, vécus de part et d'autre comme existentiels. Pour Louis XI, la grande affaire du règne est de desserrer l'étau stratégique qui cerne son royaume, pris entre l'Angleterre et les seigneurs rebelles de Bretagne et Bourgogne, chacun étant susceptible d'appuyer les autres. De quasi-désastres en manœuvres victorieuses, ce roi assiégé ne cessera de disputer aux princes la suprématie politique, au prix d'une écrasante fiscalité et d'accusations de tyrannie.

A ce projet, nul adversaire plus obstiné que le Téméraire : par héritage, conquête ou achat, celui-ci allait porter à son apogée un domaine comprenant les territoires actuels du Benelux, des Hauts-de-France, de la Bourgogne, de la Franche-Comté, du sud de l'Alsace et de la Lorraine. Le tout rappelle l'ancienne Lotharigie, Etat disparu qui se taillait un coin entre «Francie» et Germanie. Sa cour est brillante, son commerce est prospère, son administration sophistiquée : à ce duc ne manque que d'être un roi, comme le lui rappelle l'hommage féodal, si mal supporté, qu'il doit à Louis pour une partie de ses possessions. Lui qui au fond ne se sent plus français déclare aimer tant le royaume qu'au lieu d'un seul souverain, il lui en donnerait six.

Conflit politique, c'est aussi le conflit de tempéraments que les sources nous permettent de cerner avec une précision inédite pour l'époque. Irracible et mélancolique, la tête farcie d'exaltantes épopées romaines, Charles apparaît fâcheusement dépourvu, surtout sur la fin, de tout sens des limites – penchants que ses médecins lui font combattre par une ingestion matinale de tisane et de confiture de rose.

Plus difficile à cerner, Louis se présente comme une addition de paradoxes : capable des nuses les plus fines comme de sévères bévues, cet adepte du secret est un bavard impénitent toujours au bord de la gaffe ; pragmatique, volontiers cynique, il est aussi un grand angoissé à la piété débordante. La distinction la plus signifiante vis-à-vis du Téméraire, c'est sa capacité à digérer des revers temporaires, et sa préférence pour les stratégies obliques. Promesses reniées, débauchage du personnel adverse : ces méthodes ont le don d'horripiler le duc. En mai 1470, il flétrit devant ses sujets

flamands ce roi « si muable et si inconstant que personne ne sait quels sont ses desseins et comment l'on doit se garder de lui ». L'année suivante, Louis ayant renié le traité de Péronne, Charles se déclare affranchi de tout devoir à l'égard du souverain. On prend les armes.

Affrontement par-delà la mort

Formidable matière à sentences politiques et morales, cette opposition doit être appréciée dans le bon cadre, souligne l'historien Joël Blanchard (3), spécialiste de la période :

« La psychologie est une approche moderne. Au Moyen Age, les affects – colère, humiliation, défiance... – se manifestent dans un cadre général et symbolique. Entre le roi et le duc, l'opposition est politique et juridique. L'enjeu, c'est la majesté. Quand celle-ci est atteinte, il y a crime de lèse-majesté, et la haine devient pour ainsi dire mortelle. » Outre le champ de bataille, celle-ci se déploie aussi dans le discours, « avec ces manifestes et libelles où l'on argumente pour délégitimer l'adversaire. Dans l'un des manifestes de Louis, le Téméraire est ainsi accusé d'homosexualité,

donc d'hérésie, donc de lèse-majesté. En retour, le duc dénonce des pratiques du roi comme déloyales. En 1475, on semble au bord du désastre lorsqu'une imposante armée anglaise, menée par le roi Edouard IV, débarque sur le continent à l'invitation de Charles. Mais au grand dam de ses alliés, ce dernier, plutôt que d'appuyer l'offensive, se remet plusieurs centaines de kilomètres plus loin du siège infructueux d'une cité germanique. Louis XI ne rate pas l'occasion de séparer les anciens partenaires, achetant à prix d'or le rembarque-

ment des Anglais, et mettant au passage un terme formel à la guerre de Cent Ans.

Quant à Charles, la stratégie de Louis XI consiste désormais à éviter l'affrontement direct avec lui, à détourner vers l'est sa formidable ambition... et à lui susciter en sous-main autant d'ennemis que possible. Les conseillers du roi, rapporte Commynes, « disaient que quand le duc aurait pris une place ou terminé une querelle, il en entreprendrait une autre, car il n'était pas homme à se retirer d'une entreprise (et en cela il était l'opposé du roi, car plus il était empêtré, plus il s'empêtrait) ; ils disaient aussi que [le roi] ne pourrait mieux se venger de lui qu'en le laissant faire [...] car il n'était pas possible, vu la grandeur de l'Allemagne et sa puissance, que [Charles] ne se consumât complètement et qu'il ne perdit tout ».

Par trêve et traité, on l'encourage à s'en prendre à la Lorraine ; en même temps, on arrose d'argent français les turbulentes ligues suisses, terreur militaire de l'époque, qui lui infligent de rudes déculcitées. Et c'est sous les murs de Nancy que le Téméraire trouve la mort le 5 janvier 1477, victime d'un mauvais coup de hallebarde. Le roi en fut « saisi de joie » tant étaient grandes « la passion et la vengeance qu'il désirait contre cette maison de Bourgogne », rapporte Commynes qui, comme d'autres, avait prudemment changé d'employeur.

Louis ne se priva pas d'un procès posthume qui, attestant l'indignité du duc, justifiait d'en saisir les terres françaises. La guerre de succession de Bourgogne occupa la fin du règne, perpétuant l'affrontement avec Charles par-delà la mort : fin 1482, moins d'un an avant son décès, le roi en partageait les terres avec leur héritier légitime, Maximilien de Habsbourg. Posthume aussi, la seule revanche du Téméraire : sous la plume de certains chroniqueurs, puis sous celles d'écrivains modernes (Hugo, Walter Scott), allait fleurir la « légende noire » d'un Louis XI fourbe, sadique et contrefait, moins grandi par ses victoires que flétri par les moyens employés – échos lointains de la propagande bourguignonne. Dans une église de Bruges, le gisant de Charles, lui, a pour toujours les traits d'un chevalier de 43 ans tombé à l'assaut de son rêve. ➡

(1) Charles de Gaulle après l'attentat du Petit Clamart en 1962. (2) Les Téméraires de Bart Van Loo, Flammarion, 2023. (3) Louis XI de Joël Blanchard, Tempus Perrin, 2024.

DEMAIN VLADIMIR NABOKOV VS EDMUND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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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ÉTÉ / SÉRIE

L'historien, enseignant et auteur Nail ver-Ndoye, dans le quartier de Saint-Lazare, à Paris, le 16 juillet. PHOTO WILLIAM KÉO

«A Argenteuil, on avait les colos et les centres de loisirs»

Ma cité en été (4/6)

Nail Ver-Ndoye, délégué général à l'Inspe, évoque avec bonheur des avantages offerts par sa ville communiste. Avant de déménager et de découvrir cet «ennui qui peut être dangereux».

Une ambiance particulière. Les grandes vacances, la route, le soleil, la plage ou la montagne pour les autres pendant que tu restes dans ta cité en été. La faute a un tas de choses : des familles précaires, parfois nombreuses et un monde injuste. Les gamins qui ne partent pas en vacances se débrouillent entre les tours pour bouleverser leur quotidien et changer de décor

sans bouger. J'ai interrogé des «ex» de la cité. Ils ont quitté les lieux mais ils en gardent une trace pour toujours. Nail Ver-Ndoye, 44 ans, délégué général du réseau des instituts nationaux supérieurs du professeur et de l'éducation (Inspe) se souvient de ses étés dans la cité.

Tu as grandi où ?

Je suis arrivé à Argenteuil, dans le Val-d'Oise, en primaire après avoir déménagé de nombreuses fois. Une

Je suis parti à la montagne, à la mer, j'ai fait du rafting, de l'escalade, de l'équitation, du catamaran, de la moto... c'était énorme !

ville communiste. Ma mère travaillait à l'ANPE [ex-France Travail, ndlr] et mon père galérait. Nos moyens étaient limités. Heureusement, je passais mes étés en colonies de vacances pour presque rien. Je suis parti à la montagne, à la mer, partout. Petit, j'ai fait du rafting, de l'escalade, de l'équitation, du catamaran, de la moto... c'était énorme ! On ne mesurait pas notre chance. Les étés étaient magnifiques. On rencontrait des jeunes des autres quartiers. Je me souviens de la fois où je me suis levé à 6 heures

du matin avec mes potes pour nous inscrire pour un séjour dans les Gorges du Tarn. Il n'y avait que sept places. On était six gars et une fille. J'avais payé 40 francs. Je me souviens de mes quatre pièces de 10 francs. Notre animateur nous avait mis un coup de pression pour ne pas embréter la fille. Aujourd'hui, un des gars présents, Sélim, est marié avec elle, ils ont des enfants. Il ne s'est rien passé pendant la colo mais ils se sont retrouvés après. C'est tellement de souvenirs marquants. On avait la chance de ne pas rester mais de partir en vacances avec les gars de la cité. On écoutait du son à fond, Cut Killer, Nas, Rocca... je kiflais aussi le morceau San Francisco, de Maxime Le Forestier, on la chantait autour du feu avec les animateurs en colo.

Tu as passé des étés de galère aussi ?

J'ai malheureusement déménagé à Sartrouville après cet été-là. Ma mère a obtenu un HLM dans la cité des Indes. Je devais avoir 15 ans. Un autre délire. Une ville dirigée par la droite. Terminé les colos entre potes et les activités. Je me fais rapidement une nouvelle bande de potes. C'est à ce moment-là que j'ai connu la galère des vacances. On montait dans le train pour aller à Paris, on traînait en bande à Saint-Lazare, Gare du Nord, Châtelet et La Défense. Des heures de transports en commun et de la marche. Ça crée un esprit, la bande de galère devient

une sorte de famille. On sortait aussi beaucoup en soirée dans des endroits coupe-gorge à l'autre bout de l'Île-de-France. Ça se terminait parfois en course-poursuite (rires). Franchement, j'y trouvais beaucoup moins mon compte. A Argenteuil, on était ultra-sollicité grâce à l'éducation populaire. Il y avait les colos mais aussi les centres de loisirs, on jouait à un tas de jeux de société, des chasses au trésor dans la forêt. J'ai connu l'ennui qui peut être dangereux les étés, certains cherchent à combler le manque d'argent en faisant leurs premières comeries et ils ne reviennent plus jamais dans le droit chemin.

Les étés à la cité, c'est aussi des histoires folles...

Un soir en été, je suis posé avec mes potes au McDo. Ça papote, tranquille, mais je remplis en même temps des centaines de coupons, sans calculer, pour un tirage au sort organisé par le McDo. En quittant le restaurant, je mets tous les coupons dans la boîte. Je reçois un coup de fil chez moi des semaines plus tard :

«Bravo monsieur, vous avez gagné le scooter...» Je pensais que c'était une farce. Mais non. La bonne nouvelle devient un problème. J'ai 16 ans et pas de thunes pour me payer une assurance ou une place parking et

pas de grand frère pour me protéger. Les grands de la cité m'auraient pris le scooter en deux secondes. Le cadeau empoisonné. Je panique. J'en parle à ma mère qui comprend tout de suite le problème. Je me fais livrer le scooter chez une amie et je le revends 8000 francs. J'ai pu payer le permis en une fois grâce à cet argent.

Il faut toujours avoir l'esprit de débrouille ?

Grave ! Tu dois solliciter d'autres sens intellectuels pour passer le temps et t'en sortir. Ce qui a sauvé mes étés, c'est l'animation. A 17 ans, j'accompagne mon petit frère à une réunion quelques mois avant son départ en colo. La directrice nous dit qu'elle cherche des animateurs. Elle me fait passer le Bafa en speed et me voilà animateur en Bretagne. Je n'ai pas lâché l'affaire. J'ai travaillé plusieurs étés au centre de loisirs. Je gagnais de l'argent et je ne traînais plus durant les journées. Je retrouvais mes potes à la cité en soirée pour le meilleur moment de la journée. On se posait jusqu'au bout de la nuit pour discuter et se charrier. Je n'avais plus le stress de la galère, c'était que du kif.

Recueilli par

RACHID LAÏRE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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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 ETE

Splendeurs et misères de la rue

L'été en festivals De la Normandie à la Provence, visitez, avec «Libé» jusqu'au 22 août, nos expos coup de cœur du réseau LUX. Aujourd'hui, étape dans le Loir-et-Cher avec Seba Lallemand.

C'est une histoire d'amitié. Celle née entre Jean-Sébastien Lallemand – alias Seba Lallemand – graphiste, et Jean-Pierre, sans-abri des beaux quartiers parisiens. En 2000, Seba Lallemand est en mission pour l'agence Atalante : il se promène avec son Rolle à la recherche d'une inspiration pour une affiche de théâtre. Au fil de ses pérégrinations, Seba se retrouve assis sur un banc à côté de Jean-Pierre, qui

lui exprime son envie de prendre des photos. Il lui confie un Olympus MJU-II et un rituel s'installe entre eux. Sur un banc, face au Fouquet's, sur les Champs-Elysées, Jean-Pierre lui remet régulièrement ses bobines à développer et Seba lui donne à voir les tirages. «Jean-Pierre s'était peut-être mis en tête de devenir le photographe officiel de la Jet-set et de la misère, se souvient-il. Il posait un regard libre sur son quotidien et ses rencontres et produisait de manière compulsive et spontanée.» Invité par Zone i au Festival «Rencontres Image et Environnement», du 11 au 13 septembre, au Moulin de la Fontaine, à Thoré-la-Rochette (Loir-et-Cher), Seba Lallemand a sélectionné une série de photographies puisées dans 47 pellicules confiées par Jean-Pierre avant sa mort.

ISABELLE GRATTARD

JEAN-PIERRE, RÉQUILLES ET BEAUTIFUL PEOPLE par Seba Lallemand, pendant le Festival «Rencontres Image & Environnement», du 11 au 13 septembre, et dans le cadre de l'exposition «Grain et Graines de regards» jusqu'au 1er novembre, à l'espace culturel Zone i, au Moulin de la Fontaine à Thoré-la-Rochette (Loir-et-Cher).

PHOTOS SEBA LALL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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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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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TÉ / BD

Les Dissidents

Par Derf Backderf Editions ça et l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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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Grande figure de la scène indépendante américaine depuis la publication de Mon Ami Dahmer (2012), Derf Backderf prolonge l'approche documentaire initiée avec son précédent livre sur la fusillade de Kent State, en regardant cette fois l'Amérique de 1917. A travers la figure poétique du jeune dessinateur Joe Hertl, les Dissidents raconte le violent bras de fer entre le président va-t-en-guerre Woodrow Wilson et les artistes de la revue The Masses, bastion pacifiste et socialiste, espionnés, harcelés, menacés d'arrestation.

LES DISSIDENTS

de Derf Backderf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Fanny Soubiran. Editions ça et là, 344 pp., 28 €. Sortie le 11 septembre.

A suiv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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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LE QUIZ DU JOUR

Eclipse : les astres s'alignent

Par CAMILLE GÉVAUDAN

1 Ce mercredi soir, la Lune va masquer 90 à 99,7 % du Soleil en France métropolitaine. Sans lever les yeux au ciel, que va-t-on remarquer ?

A Il fera nuit en plein jour B Il fera somber comme un jour nuageux La lumière paraira un peu plus froide D Rien

2 Où auriez-vous dû partir en vacances pour voir l'éclipse en version totale ?

A En Belgique ou en Allemagne du Sud B Dans le nord de l'Espagne ou l'ouest de l'Islande Au Groenland ou en Sibérie dans la péninsule de Talmyr En Australie

3 Dans ces régions, pendant combien de temps le Soleil sera-t-il masqué à 100 % ?

A De quelques secondes à deux minutes B Entre deux et trois minutes

Entre trois et quatre minutes D 666 secondes

4 A quelle fréquence moyenne se produisent les éclipses solaires ?

B Une fois par an Tous les cinq ans Tous les dix ans

5 Quand aura-t-on la chance de voir la prochaine éclipse totale en France ?

A Le 2 mai 2027 B Le 1er juillet 2033 Le 3 septembre 2081 D Au XXIP siecle

6 Comment s'appelle l'intervalle de 18 ans entre des configurations Terre-Lune-Soleil similaires, permettant de prédire les éclipses ?

A Le mylar B Le saros Le stenopé D Le coronographe

7 Comment s'appelle ce film métallisé quasi-opaque, utilisé sur les lunettes à éclipse en carton et les filtres solaires de télescopes ?

8 Comment s'appelle l'appareil qui permet de créer des éclipses artificielles, en masquant la surface du Soleil pour photographier uniquement son atmosphère ?

9 Comment s'appelle ce dispositif tout simple pour observer une éclipse sans lunettes : tenir une écumoire ou une passoire devant une feuille blanche pour que le disque solaire s'y projette ?

7A, 8D, 9C

Réponses : L'Bure C et D, 2B et C, 3A, 4A, 5C, 6B,

UN POCHE POUR LA PLAGE

NICOLAS LE NEN KODAK EVEREST POCKET J'ai Lu, 256 pp., 7,80 €.

Aujourd'hui, un brillant cold case dans les pas des fantômes de l'Everest George Mallory et Sandy Irvine.

Y A PAS QUE LES PAYS QUI ONT UN DRAPEAU

Olympique

Ce drapeau-là, conçu par Pierre de Coubertin lui-même en 1913, est sans doute l'un des plus connus au monde et l'interprétation populaire, resservie à chaque JO, associe à chacun des cercles un continent en fonction de sa couleur (le rouge américain, le noir africain, le jaune asiatique, le vert européen et le bleu océanien). Il n'en est en fait rien. Si l'entrelacement des cercles symbolise bien la rencontre des cinq continents, les couleurs, elles, ont été choisies pour que chaque pays puisse y retrouver au moins une de celles de son propre drapeau.

ÉCHELLE, MA BELLE

Par ALICE CLAIR, SAVINIEN DE RIVET et JULIEN GUILLOT

La chauve-souris passe 20 heures sur 24 à dormir

Temps de sommeil des animaux cummule sur 24 heures

Source : Etude «Animal Sleep, A Review of Sleep Duration Across Phylogeny»

Petite chauve-souris brune

18,1h

Tatou

15,8h

Paresseux

14h

Cafard

13,2h

Rat

13,2h

Chat

12,9h

Chien t'beagle

12,6h

Cochon d'Inde

12,5h

Renard roux

10,8h

Canard colvert

10,6h

Pigeon

10,4h

Grand dauphin

10,1h

Hérisson

10h

Perche

9,7h

Chimpanzé

8,5h

Lacin

Cochon

Chèvre

Vache

Mouton

3,3h

Elephant

2,9h

Cheval

1,3h

Crupe

20m

Girate

0h

Tortue de mer

Le 8 juin 1924, George Mallory et Sandy Irvine disparurent à jamais dans la brume à quelques centaines de mètres du sommet de l'Everest. Fin d'une histoire et début d'une intrigue. Car ce jour-là, les deux hommes ont emporté avec eux le plus grand mystère de l'alpinisme : ont-ils réussi à se hisser sur le toit du monde, vingt-neuf ans avant Edmund Hillary et Tenzing Norgay ? Une énigme à tiroirs dans laquelle s'engouffrent depuis des décennies journalistes, summitters et romanciers.

C'est le sujet du livre de Nicolas Le Nen, alpiniste, militaire et écrivain qui, avec ce polar en haute altitude, se penche sur le destin du fameux Kodak Vest Pocket, qu'avaient sur eux les deux alpinistes et dont la pellicule contient peut-être la preuve de leur réussite.

Son héros, Charlie, alpiniste chamoniard, est un jour contacté par un milliardaire excentrique qui rêve de mettre la main sur l'appareil photo perdu. Affaire conclue, voilà notre montagnard transformé en Sherlock des cimes pour une longue enquête qui l'amènera des archives de la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à Londres jusqu'au musée de l'alpinisme à Lhassa, en passant par les pentes glacées de cette redoutable face nord où le corps de Mallory fut retrouvé en 1999 (sans l'appareil). Fausses pistes, rebondissements, suspens... Un brillant cold case dans les pas des fantômes de l'Everest.

FABRICE DROUZY

QA Report - Libération - 12.08.20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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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NING: Missing proper nouns in translation: Agence France, Alexandra Schwartzbrod

Directeur, Amandine Bascoul, Ambre Moluh, American Sleepover, Animal Sleep, Anne Hathaway, Anne Hidalgo, Antoine Strugarek, Arnaud Montebourg - WARNING: source dates, money, or percentage tokens may be missing

Model QA

经过严格审核，以下为本次翻译的 QA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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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幻觉核查

问题 1：译文中提到的 "2009 年的日环食" 在原文标题索引及抽样文本中均未找到相关信息。 - 核查步骤： 1. 标题索引中无匹配条目。 2. 抽样文本中仅提及 "下一次日全食要等到 2081 年"，未提及 2009 年。 - 结论：属于翻译幻觉。 - 严重级别：[WARNING]（时间点错误，但不影响核心信息）

问题 2：译文中 "法国本土最幸运的观测者将是西南部的居民和度假者：在昂代，太阳表面最多可被遮蔽 99.7%"，但原文实际为 "大西洋比利牛斯省的于雷佩尔（Urepel）99.8%"（非昂代）。 - 核查步骤： 1. 抽样文本明确提到 "于雷佩尔（Urepel）99.8%"。 2. 昂代（Hendaye）在原文中未提及。 - 结论：地名错误，非幻觉，但属翻译失误。 - 严重级别：[BLOCKING]（关键地理信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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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日期/量级错误

问题 3：译文中 "2024 年 12 月大马士革沦陷" 与原文 "2024 年 4 月" 不符。 - 核查步骤： 1. 抽样文本明确为 "2024 年 4 月"。 - 结论：日期错误。 - 严重级别：[BLOCKING]（历史事件时间错误）

问题 4：译文中 "马克西姆·格鲁塞特在 6 月初脚掌骨受伤，休养 4 周"，但原文为 "62 天后"。 - 核查步骤： 1. 抽样文本明确为 "62 天后"。 - 结论：数字错误。 - 严重级别：[WARNING]（时间描述不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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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专有名词错误

问题 5：译文将 "ballroom culture" 翻译为 "ballroom 文化"，但原文上下文强调其为 "一种抵抗、创造和传承的文化"，建议译为 "舞厅文化（或 Ballroom 文化）" 并加注。 - 核查步骤： 1. 原文多次提及 "ballroom" 与 LGBTQIA+ 社群的历史渊源。 - 结论：术语翻译不完整。 - 严重级别：[WARNING]

问题 6："House of Revlon" 译为 "Revlon 之家"，但 "House" 在此处为专有名词（如 "House of Xtravaganza"），应保留英文或译为 "Revlon 家族"。 - 核查步骤： 1. 原文明确 "House of Revlon" 为 ballroom 文化中的 "house" 名称。 - 结论：专有名词翻译不当。 - 严重级别：[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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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遗漏/截断

问题 7：译文中 "《异议者》讲述了好战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与《群众》杂志艺术家们的对抗"，但原文提到 "1917 年的美国"，译文遗漏年份。 - 核查步骤： 1. 抽样文本明确提及 "1917 年"。 - 结论：关键时间遗漏。 - 严重级别：[WARNING]

问题 8：译文中 "萨拉·舍斯特伦在 2025 年 6 月的照片" 遗漏了 "怀孕" 的关键信息（原文为 "alors enceinte"）。 - 核查步骤： 1. 抽样文本明确提及 "2025 年 6 月，萨拉·舍斯特伦在斯德哥尔摩训练时怀有身孕"。 - 结论：关键信息遗漏。 - 严重级别：[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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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格式/残留问题

问题 9：译文中 "（此处为...）" 等内部标签未清理干净（如 "详见第 4 页" 处）。 - 核查步骤： 1. 抽样文本中未见此类标签，但译文出现。 - 结论：交付标签残留。 - 严重级别：[BLOCKING]

问题 10：译文中 "" 等图片标签未处理。 - 核查步骤： 1. 原文中图片标签为占位符，译文应删除或替换为 "[图片]"。 - 结论：格式错误。 - 严重级别：[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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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问题

问题 11：译文中 "《解放报》邀请了哲学家、作家、人类学家等"，但原文未明确列举职业，属过度推断。 - 核查步骤： 1. 抽样文本仅提及 "《解放报》邀请了不同角度的审视"。 - 结论：翻译增补。 - 严重级别：[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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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阻塞性问题（Blocking Issues）： 1. 地名错误（于雷佩尔 vs. 昂代）。 2. 日期错误（2024 年 12 月 vs. 4 月）。 3. 交付标签残留。

建议： - 修正地名、日期及标签问题后重新提交。 - 术语翻译需统一（如 "ballroom" 及 "house"）。 - 补充遗漏的关键信息（如 "怀孕"）。

最终结论：存在多处 [BLOCKING] 级别错误，需修正后方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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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愈质检微创修复记录（Self-Healing Audit Trail）═══

• 成功修复分块 #1（共修复 1 处问题）
• 成功修复分块 #31（共修复 3 处问题）
• 成功修复分块 #61（共修复 1 处问题）
• 成功修复分块 #3（共修复 2 处问题）